这就让这本《托尔金传》获得了某种“原典”的地位。即便过去将近五十年，很多内容依然只有在本书中才能见到。我们看到几乎大多数涉及托尔金的传记著作和文章都会引用此书、讨论此书，甚至修正此书中的记录和观点。但无论此后的传记研究如何另辟蹊径，这本书依然是绕不开的一座大山。斯卡尔和哈蒙德（Scull&Hammond）编撰的《J.R.R.托尔金：参考与导读》（J.R.R. Tolkien: Companion and Guide）里，收入了篇幅浩大的“年谱”（Chronology），逐年详细记录精确到某一天的托尔金事迹，但有大量内容（特别是早期）依然是直接摘录卡彭特的传记。两位编者在评价这本传记记录的某条资料时说，关于其真实性和来源，我们也没有彻底搞清，但鉴于卡彭特可以看到托尔金的所有材料，就姑且以此为准吧！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卡彭特在托尔金去世后三年内就开始创作，由此获得了珍贵的原材料。但此书出版距今已近半个世纪，关于托尔金生平和作品的研究早已今非昔比。托尔金研究专家汤姆·希比（Tom Shippey）在2001年末为英国《卫报》推荐了十本托尔金读物，卡彭特的传记名列榜首，受到赞誉，但希比也说，这本书还“不完善”。在《〈霍比特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Hobbit）一书的参考文献中，约翰·雷特里夫（John Rateliff）为卡彭特《托尔金传》条目偷偷加上了一句个人评价：“官方传记。一些细节上不准确，但过了三十年，在回顾托尔金一生这方面，依然未被超越。”

  “不完善”“不准确”，都没说错。所以，在此书出版之后，诸多托尔金研究者尽己所能，加以补充完善。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克里斯托弗·托尔金。他用了几乎半辈子潜心整理研究父亲的手稿，编撰而成的《中洲历史》（The History of Middle-earth）与《精灵宝钻》（The Silmarillion）等书甚至可以说推翻了对托尔金创作的既有认知，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还协助卡彭特完成了《托尔金书信集》的编辑，协助雷特里夫完成了《〈霍比特人〉的历史》的撰写，这都是了解托尔金生平与创作的重要书籍。这本传记经过克里斯托弗严格把关，错误很少，但涉及托尔金创作《霍比特人》《魔戒》的历程时，却犯了不少错。严格说来，这不是卡彭特的错，而是因为克里斯托弗、雷特里夫尚未开始他们的研究。克里斯托弗还在其他著作的前言里指出了传记的相关错误，可算是传记最热心的“纠错人”。克里斯托弗能取得如此成绩，远非托尔金之子这个身份所能解释。托尔金形容他“倔强、自律，很像我”，真是知子莫若父。克里斯托弗抛弃牛津的教职，待在法国乡下几十年，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参与公开活动，也几乎不回复爱好者来信（和父亲形成鲜明反差），只做整理父亲遗著这一件事。据他人回忆，克里斯托弗编辑《中洲历史》最后一卷《中洲之民》（The People of the Middle-earth）时已七十多岁，仍然每天工作九至十个小时，不啻一位当代的隐修士，在他的缮写室中向我们徐徐展开中洲的宏伟画卷。

  斯卡尔和哈蒙德夫妇对托尔金的生平研究也厥功至伟。上面提到的三大本《托尔金：参考与导读》，简直可以看作对卡彭特《托尔金传》的“最强注释”，他们编撰的《托尔金：艺术家与插画家》（J.R.R. Tolkien: Artist and Illustrator），也可以视为配合传记阅读的最佳绘图集，详细考订了托尔金画作与其生平、创作的关系。他们对资料的搜集之广泛、梳理之细致、考证之严谨，真是让人望洋兴叹，托尔金研究做到这种程度，几乎是至矣尽矣。作为《托尔金传》的译者，我愿向这对夫妇致以深切的敬意。

  其他托尔金学者也做了深入的研究。约翰·加思发掘了托尔金青年时代的大量资料。汤姆·希比结合词源学研究，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托尔金作品与他生活的联系。韦尔琳·弗利格对他文本的解读颇具洞见。卡彭特传记带给了我们“托尔金生活在男性同伴之中”这样的刻板印象，有些著作甚至试图修正这些内容，还以一个更为复杂和全面的托尔金形象。

  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这些精彩的研究。但我深刻感受到，卡彭特的传记如同一道经典名菜宫保鸡丁，在菜谱不断被传抄的过程中，历代大厨均对其有所改进，使之花样繁多、美味可口。如果我还是把原来那道菜不加改进端上来，只怕读者立马就要拍桌子抗议。但我如果太过添油加醋，将其变成充满译者个人色彩的“创新融合菜”（或者如托尔金所说，“编辑路过的痕迹”太重了）甚至另一道菜“左宗棠鸡”，读者也要说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了。所以，我一方面冒“译者痕迹太重”之大不韪，添加了大量注释，利用各种原始资料、学者研究，对这部传记做出补充乃至修正，另一方面也尽可能筛选、控制注释内容，让注释严格围绕帮助理解本书、帮助理解托尔金本人及其作品而展开。我无意让注释成为枯燥的专业论文或猎奇的八卦小报，尽量在可读性和专业性之间做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