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界》记录了1930年代青年的普遍问题

  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已经摆脱了传统封建礼教和家庭的束缚，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现代社会中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他们为了求学背井离乡，接受新式教育，但一毕业就被置于内外忧患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出走的娜拉们必须面临学业、求职、婚恋、家庭等各种现实的人生问题。通过阅读《青年界》可了解到当时的知识青年主要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一、毕业后不但求职困难，还要面对随时可能的失业

  1930年代的中国经济和社会事业虽然日渐发达，却不是很快的发达，发展也很不成熟，不能与知识分子增加的速度成正比例。相对于社会提供的职位，知识分子远远供过于求，时人多有“人浮于事”的感慨，知识青年从事较多的教师职业和自由撰稿人也经常朝不保夕，工薪和稿费常常被拖欠，物质生存时时发生危机。

  《青年界》第9卷第1号出版的“我的职业生活特辑”发表了90余位作者介绍求职经历和职业感想的文章，其中不少文章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就业的艰难，作者李辉英谈到他在欠着房租，几近断粮的情况下，应征了17次，才谋得一个“白吃白住白做”的职业；梁乙真托亲友四处谋职，只要有职位便不顾远近奔驰而去，但变数之大已成常态，甚至在赴职途中的两月之内，职位就没了。他感慨求职困难：“这个年头，一个人想找到相符的职业，真像是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翟永坤形容自己就职的心理：“若是万一侥幸得到了一点小职业，那你更要勤勉从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然你的饭碗也会被打得粉碎。”在这样的就业形势下，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比较差的。

  二、对自身职业的不认同，对工作后的生活感到乏味和麻木

  在“我的职业生活特辑”中，大部分作者都是身兼教师和撰稿人。对于所从事的教师职业，他们多自嘲为“教书匠”“吃粉笔灰的”“唱戏的”，对于自由撰稿人则认为是“卖文的”“摇笔杆子的”“卖文讨饭”。作者之一的翟永坤形容自己的教书生活是“登台献计”，和耍猴的没什么区别，“自己也觉得没多大意思，每日在讲台咕咕噜噜，啰啰嗦嗦，也不知道是在讲什么”；钱歌川幽默地形容作家说：“终归是‘书生事业无多许，二寸毛锥老未修’，靠一只秃笔吃饭，即算是薄有虚名的人，虎也虎不到那儿去。”；成绍宗认为自己一年到头是昏天黑地在上海漂泊，春夏秋冬根本不知道是如何过去的；柯灵描述自己从开始在社会中谋生，对人世间的况味越来越不敏感，对季节的感受也越来越麻木，一年四季，是浑浑噩噩打发了过去的。即便是后来成名的作家们，如黎烈文、臧克家、施蛰存、穆木天、胡山源等人，在尚处于青年的他们都有高度一致的慨叹和失落的情绪。

  三、物质上的贫穷和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怀疑

  据学者研究，1930—1936年上海工人平均每月实际收入是15元（男工在20元以上，女工基本在15元以下），而上海中学教师月薪50—140元之间，小学教师30—90元之间，可见知识分子的薪资待遇总体是在普通工人之上的。但由于30年代是知识群体“人浮于事”的时期，不但谋职不易，而且失业成为常态，普通小知识分子家庭又往往是男性工作，女性就业率反而不如工人家庭，一旦面临变故，一个知识青年的家庭很快就会陷入贫困的深渊。

  《青年界》第1卷第5号发表了周乐山的小说《百事哀》，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在革命初期做过文字工作，但因为政变的缘故，他不仅丢了差事还被通缉。不得已将妻儿留在故乡，独自去都市谋生。为了谋生什么都愿意做，可是八角钱一千字的文章价格实在难以扶养家人。经济困顿到只好花心思研究怎样节约饭食，决定每顿吃两到三碗粥，外加一个小菜，这样一毛钱可以过一天。在绝望之际，主人公的心理是：“弄到实在没有办法时，想去做汽车夫，去做堂倌，去做黄包车夫，希望自己的女人去做女仆，希望把孩子送给别人，希望家里的人，各人都少吃一碗饭。”小说里一家人困在物质生存的巨大阴影里做垂死挣扎，几乎看不到主人公身上有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理想的追求。

  《青年界》第7卷第1号刊登贺玉波的小说《一天》，文中以第一人称视角写一位知识分子一天的经历。早上起来妻子便告诉“我”家里没米了，房租、伙食、电费、冬天的御寒衣物样样缺少。“我”必须外出寻求帮助，可是大冷的冬天就只有一件破烂的夹洋服，为了不被书店老板和编辑先生看不起，不得不想办法将当铺里的一件大衣取出来，可是前一天夜里才忍痛把害病的母亲的棉袄从身上剥下来，去当了八角小洋，眼前家里已经当无可当了。后来，终于寻觅到一张桌子拿去当了，才得以穿着大衣在外奔波了一天，然而一无所获，只能空着手回家……

  这些纪实性的小说反映了知识青年群体遭受到经济压迫后，在生存与精神上经受着双重的打击，呈现知识分子因为自身的无能而对家庭愧疚的屈辱和自卑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