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怎么处理每一组人物的独特性问题，比如靳天和湘湘这一组栖镇男女是这一种，快意恩仇大开大合而且戏剧感冲突强的总是更容易写的，那么易知和易从该怎么写呢，我不可能再来一次快意恩仇吧？易从和易从是书中心里弯弯绕最多的两个人，一堆的草蛇灰线但偏不快意恩仇，要拿捏出一个独特性，对我来说是挺挑战的。两组人物都有年少时和重逢后两部分，这一组就不能有重复的部分，该怎么处理，确实是想不清楚怎么是好的。所以《收获》版和单行本版有些细节上是有差别的，我又改了很多，是尽力想在人物命运和关系的走向上更合理。

理想化人格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潜在的
  南都：《鹊桥仙》里的主要人物在生活里都有原型吗？人物原型知道你在写这部小说，并且也将读到你写的这部小说，这对你的写作是否会造成压力？你怎么平衡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萧耳：基本上都有原型，起码我在写的时候，会浮现出记忆中的一张脸，这张脸是谁的，我去想象TA可能会有的生活和命运，比如很多读者喜欢的沈美枝，我其实融合了四五个镇上女子的形象，她们曾经是我们镇上茶余饭后八卦中的女性人物。书中另一美人杜秋依，其实是我小时候经常听我妈说的一位会弹钢琴的阿姨辈美女，我总是远远地见到她，有点像《金瓶梅》里的孟玉楼，很冷美人很矜持很淡，但有一段杜秋依参演电影《杜十娘》的经历又取材于我一个发小女同学，她也是一位美女，但人生经历完全不同。

  书中70后这一代小镇精英群体基本上有原型，上一代人也有原型，但写的时候肯定做了很多处理。倒是12岁相片上的四位主人公，易知有我自己的影子在，但人生经历完全不同，书出来后，我老是要说我可比陈易知有趣多了，易知童年少年时期是可爱的，成年后被很多无形的东西束缚，脱离了江南小镇自带的那种“仙气”，她的束缚主要是来自观念上的，她的知识分子人格阻碍了她，她也不洒脱，不够绽放，这是我想塑造的陈易知。总体来说，知识分子还是最难写的。

  三位男主人公易从靳天戴正都有原型，他们都是我亲密无间的发小。他们当然知道我在写，特别难得的是原型们都非常豁达，他们给了我创作很大的支持，我随便怎么“糟踏”他们都可以，所以我写这一代70后没什么压力，倒是写上一代人时，艾伟说我写得比较狠，我不知道上辈人如果看到小说会是什么态度。可惜我母亲已经不在了，她在的时候，连我写的《小酒馆之歌》她都会认真看，我妈和我爸以前都跟我说过，你不要老是写国外的，你也写点中国的。我爸是从功利角度出发的，他认为多写点贴近一点的小说会有更多读者。

  写易从靳天戴正他们去干坏事时，我经常会偷着乐。因为知根知底的了解，一个好处是人物的层次会比较丰满复杂一点点，能够立起来。有原型当然也有坏处，不用他们主动提醒我，我下手处也做不到“狠”，或许会丢失一些力量感吧，我对他们都是“温情主义”的，人人都有缺点，但我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身上特别闪光的部分。读者会觉得有点理想化了，但理想化的人格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潜在的，只是需要激发而已。

  另外，我认为一本书出世之后自有命运，我又抱有一定的敬畏之心，我希望我的发小们每个人都人生顺遂，都有好的结局，不要被伤害。我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们有很深的感情，把其中一个人写死或写残之类在我这里不可能发生，这是我自己的“尺度”，宁可折损一些所谓的“深刻性”。

  南都：方言是一个作家的语言宝藏，《鹊桥仙》的语言融合了“吴侬软语”，形成独特的江南语态。请例举几个书中用到的你个人喜爱的方言词汇（比如“荡发荡发”），并讲讲它们代表了江南的怎样一种性格或情调。

  萧耳：荡发荡发，解读也很多了，我就不展开了，悠游的状态，一点仙气，小镇庄子逍遥游，等等。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江南小镇人傍晚喝了半斤黄酒，几个人约了一起荡发荡发，有男有女，走到桥上吹吹风，看着河上来往的热闹船只，然后他们要一直走到栖镇尽头，是什么一种光景。

  比如“木郎财仙”，大家也挺感兴趣的，其实就是十八九岁的姑娘小伙，不怎么爱学习的，有一点社会气了，这时候早早懂了男女，谈起恋爱来了，谈恋爱的形式往往是一起在街上荡马路，财仙婆是贬义的，形容这个姑娘有些风流，纤瑟瑟，就是妩媚中带三分轻薄相，有点点像潘金莲，招蜂引蝶，请想象一下。我们少年时代，一边读着圣贤书，一边也是很喜欢听哥哥姐姐辈们的木郎财仙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