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易知坐在街边屋檐下看船。“船真是好看。一个船队由领头的船牵着，长长的几十条拖船，头船快要钻过大桥洞了，尾船看过去还是小小的一粒。看多了船，她的心思也摇荡起来，跟着船走。”

  这是水边长大的运河儿女才有的“少年游”与白日梦。

  《鹊桥仙》入选八月百道好书榜，并且荣获七八月华文好书人气榜第一。

自觉地运用了很多旧式小说的元素
  南都：在前几天举办的《鹊桥仙》新书分享会上，几位嘉宾把《鹊桥仙》称之为“世情小说”，承继的是从《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到金宇澄《繁花》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这一脉叙事传统。作为作者，你自己是否认可“世情小说”这个定义？

  萧耳：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当然知道“世情小说”这个名词，不过我写《鹊桥仙》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写什么类型的小说，就是一直努力想找到契合这个小说气质的一种调性，一种节奏，既要有古典元素，也要有现代元素，我写《鹊桥仙》时当然想到过《繁花》，也想到过《围城》，还想到过一些其他的西方小说，最终在我心里混搭出来了“这一个”。

  有一位读者朋友指出男主角何易从身上有方鸿渐的影子，我非常高兴。写靳天，我是以一种江南公子哥儿美男子的形象去写的，写他的形象时我脑海里经常冒出《世说新语》里的何晏，面如傅粉，玉树临风，出了汗就更白了，这公子哥儿脾气又特别好，所以女孩子都喜欢靳天（我个人认为美男子相当于一种美德）。如果要说“世情小说”，那么说靳天是美男子就很“世情小说”，说帅，那腔调就不是“世情小说”了。我还将现代人戴正对上了古代的说书艺人柳敬亭，在小说中作了种种铺垫，这些都是作者不仅仅要讲故事，而是讲故事之外的一些努力吧。

  听到几位嘉宾谈到“世情小说”的说法，我也觉得很新鲜。我问一句自己，我承继了吗？《鹊桥仙》写作时因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因子，因为故乡记忆，我确实自觉地运用了很多旧式小说元素，比如最后戴正说书，惊堂木一拍的那种感觉。我们塘栖镇是《三言二拍》里多次出现的码头，我想过去远远地接一下《三言二拍》。

  《金瓶梅》也是读过多次的，旧话本小说是我们那地方人家的孩子自小普遍阅读的，包括我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这批江南小镇青年从小的文学修养不是来自西方经典，而是来自《红楼梦》《三言二拍》《海上花列传》这一路，一直到民国时期文人的鸳鸯蝴蝶派，这是我们骨子里的文学细胞。到初中的时候，开始接触了西方。前几天我一个发小（戴正的原型）跟我说，他记得初一时候，我们同时在看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还说起过，我说我不记得了，他说他看的是《译林》上的版本，我说我家也有《译林》。

“我们”是在改开上升梯里搭车的幸运儿
  南都：你曾经说过写这本书也是对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的致敬，《鹊桥仙》和《尤利西斯》看起来差别蛮大，你在哪些方面受到了乔伊斯的影响？

  萧耳：我非常非常喜欢《尤利西斯》，看过小说戏剧电影等各种版本的诠释。我也喜欢意识流小说，所以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多少都受意识流的影响，但我也不刻意去模仿。《鹊桥仙》里的意识流算是比较节制，我没有大段大段的去展开，如果作者不节制，这本书一不小心就会多出5万字来。

  《尤利西斯》是布鲁姆的一天，他在都柏林的各处游荡着，半夜回到家里。《尤利西斯》的诞生使都柏林后来有了“布鲁姆日”，每年这一天都很热闹，《鹊桥仙》里的“少年游”部分，无论是少年还是后来的中年，基本上是在七夕这一天发生的，四个或三个或二个发小一直在栖镇荡发荡发，过程中他们追忆着自己的逝水年华。他们经过的路线可以画一张栖镇线路图，而且《鹊桥仙》中的每一个地名都是真实的，这一点可以说是向《尤利西斯》致敬，只是栖镇相比都柏林来说太小了，量级上有区别。

  南都：最近 “小镇做题家”的相关话题屡屡引发网络热议。《鹊桥仙》写的是塘栖镇的一群“小镇做题家”的人生际遇，这群人生于七十年代，长于八十年代，成年于九十年代，是左右逢源、人生顺遂的小镇精英。从这部小说来看，七零后的“小镇做题家”似乎更容易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相对于此前此后的“做题家”们，那个年代的江南“小镇做题家”在人生经历上有哪些特别之处？在精神和性格上又有什么特点？

  萧耳：我们从来不讳言自己就是“小镇做题家”出道的。我记得刘瑜以前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她自己就是当好学生，先把题做好了，才有了后来去看世界打开眼界独立思考的基础，她也觉得这没毛病，而且也觉得来得及。大意如此吧，我当时看了印象深刻，也是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