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是，《德国贵族文化史》的某些主题导向的篇章不是历时的，而只是历史的一个横断面。比如“德国贵族的饮食和服装文化”一章的绝大部分篇幅提及的都是中世纪的情况，只是一个历史剖面。当然这毕竟是非常大的话题，如果从古到今的饮食和服装文化都涉及的话，一是没有空间容纳，二是很难权衡哪些时代更重要、需要更多篇幅。我在写作时自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理念是，在每一个主题之内，我会尽量平衡地照顾到每个时代。比如在关于狩猎的章节里，我会兼顾中世纪（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等）、近代早期、19世纪和20世纪。

  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的《从国王到元首》（Vom Konig zum Führer）是研究贵族与纳粹关系的名著。作者挖掘了这一时期大量的贵族私人通信、日记和回忆录，对贵族在德国走向纳粹统治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给出了非常负面的评价。他认为对资产阶级、城市文化、自由主义、议会制都抱有敌意（至少是态度冷漠）的贵族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兴起的形形色色“新右派”（或曰保守主义革命）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为纳粹上台铺平了道路，甚至有大批贵族赤膊上阵，直接为纳粹鞍前马后地效力。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东部和北部的贵族比西部和南部的贵族更倾向于纳粹，新教贵族比天主教贵族更倾向于纳粹，贫穷贵族比富裕贵族更倾向于纳粹，年轻贵族比年老贵族更倾向于纳粹。马林诺夫斯基对贵族的负面评价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尤其是来自贵族群体的批评。比如，我采访的施托尔贝格伯爵认为，马林诺夫斯基为了突出自己的论点，对证据做了选择性的呈现和展示，对不利于自己论点的证据视而不见。

  艾卡特·孔策（Eckart Conze）的《德意志贵族：伯恩斯托夫伯爵家族在20世纪》（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是一部巨著，追踪了伯恩斯托夫伯爵家族的几个分支在20世纪的历史，尤其是魏玛时期和纳粹时期。伯恩斯托夫伯爵家族不算最高层的贵族，而且在北德显得不太典型，比如他们有位老祖宗跟随汉诺威选帝侯去了英国，后来多位家族成员受英国影响较大。孔策研究了伯恩斯托夫家族的几位长子（继承家业，成为地主）和幼子（必须自己打拼）的经历，似乎能够印证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即没有自己产业的贫穷贵族更容易过激化，更容易变成极右翼，更容易接受纳粹。

  玛蒂娜·温克胡福尔（Martina Winkelhofer）是哈布斯堡皇室史、奥地利宫廷史与贵族史专家，她的几本著作《皇帝的日常：弗朗茨·约瑟夫与他的宫廷》（Der Alltag des Kaisers. Franz Joseph und sein Hof）、《贵族女性的生活：奥匈帝国的日常》（Das Leben adeliger Frauen. Alltag in der k.u.k. Monarchie）、《高雅社会：欧洲皇室与王室的丑闻和阴谋》（Eine feine Gesellschaft: Skandale und Intrigen an Europas Konigs_ und Kaiserhausern）、《我们就这样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家族的命运（1914—1918）》（So erlebten wir den Ersten Weltkrieg: Familienschicksale 1914 —1918）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尤其值得推荐的是《贵族女性的生活》，这本书把19—20世纪奥地利贵族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长、教育、恋爱与婚姻、教养子女、社交、道德、孀居生活等）描绘得跃然纸上。

  本书能够写成，首先要感谢编辑章颖莹的鼓励和支持，从她那里我充分感受到优秀的编辑是什么样子。感谢她的才智、耐心和热情。我感谢理查德·埃文斯爵士、玛蒂娜·温克胡福尔博士、彼得·蒂利（Peter Tyrie）博士、彼得·祖·施托尔贝格-施托尔贝格伯爵（Graf Peter zu Stolberg_Stolberg）、妮科尔·法拉（Nicole Fara）女士接受我的采访并解答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的孟钟捷教授、南京大学德语系的钦文老师、德国日本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 für Japanstudien）的高级研究员周雨霏博士、资深编辑王蕾老师审读了全书并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我对他们深怀感激。还要感谢我的多位学识渊博、严谨认真的朋友阅读和审校了部分或全部草稿，或者帮助我搜集资料，对我帮助甚多，他们是（按照姓名拼音排列）：陈容宽、郭敬龙、李杰晟、史瀚君、王晓曼、王兴彤、张姝妍、张哲浩、张紫柔、朱钰洁。感谢丁娜博士（德国慕尼黑）、马萤（瑞士圣加伦）和张萍（英国伦敦）帮助我搜寻和购买资料。感谢当初帮助我学德语的桑德拉。当然，书中难免有纰漏，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