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德国古典文学的朋友应当会知道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Karl Eugen，Herzog von Württemberg，1728—1793），他是席勒的早期赞助者，当然也是折磨席勒的凶神恶煞。这位公爵很有文艺范儿，曾跟着作曲家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1714—1778，音乐大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儿子）学习音乐，并且热衷于植物栽培。卡尔·欧根自幼在普鲁士的著名君主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宫廷受教育。在君主专制和自由主义两种思想互相斗争的年代，卡尔·欧根是一位典型的兼具两方面色彩的统治者。

  在私生活方面，卡尔·欧根有一大堆情妇和11个私生子，闹出过不少丑闻。但他的真爱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女子：弗兰齐斯卡（Franziska，1748—1811），一位男爵的女儿，另一位男爵的妻子。对于普罗大众来讲，男爵小姐和男爵夫人当然是高高在上的，但对于统治着一个重要的德意志邦国的公爵大人来讲，男爵实在地位太低了，所以他于1785年执意要娶弗兰齐斯卡时，遇到了很大阻力。即便是明媒正娶，卡尔·欧根与弗兰齐斯卡的婚姻仍然算是贵贱通婚，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弗兰齐斯卡不能用“符腾堡公爵夫人”的头衔，他俩生的孩子也没有完整的继承权。

  为了提高弗兰齐斯卡的地位，卡尔·欧根向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求情（也许还行贿了），在1774年为她搞到了“霍恩海姆帝国女伯爵”（Reichsgr?fin von Hohenheim）的头衔。卡尔·欧根还想把她的地位升级到侯爵，但皇帝拒绝了。霍恩海姆帝国女伯爵弗兰齐斯卡使用的纹章是已经绝嗣的邦巴斯特·冯·霍恩海姆（Bombast von Hohenheim）家族的纹章。即便如此，弗兰齐斯卡始终没能获得“符腾堡公爵夫人”的头衔，她与公爵的孩子也被排除在继承顺序之外，并且在正式的礼仪场合，她的优先权低于卡尔·欧根的弟媳。

  弗兰齐斯卡的故事很有典型意义，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德意志贵族的婚姻，这就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婚姻当中的不平等
  家族要传宗接代，最重要的是保证有合法的继承人，换句话说就是在婚姻范围内尽可能多生男孩，以抵御疾病、战争、动乱、事故等灾难性因素造成的“损耗”。这是贵族婚姻的主要功能。但是，如果生的男孩很多而又都健康地长大成人，对家庭的经济就是沉重的负担。大多数贵族家庭即便想给所有孩子同等的待遇，也做不到，尤其是在长子继承制之下。这意味着，在长子继承家业和财产的同时，幼子往往需要自谋生路；而长子结婚生子的同时，幼子不一定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找到门当户对的对象建立自己的家庭。不过要强调一下，这不是因为贵族的幼子绝对结不起婚，而是结不起门当户对的婚。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一个家族的长房和幼房往往在结婚比率、门当户对婚姻的数量和孩子的数量等方面出现较大的差距。根据一项统计，在19世纪，有90%的贵族地主会结婚，而没有自己地产的贵族男性（也就是幼子们）能够结婚的不到三分之二；1871—1900年出生的没有资格继承家产的贵族男性当中，有一半人终身未婚。

  在贵族社会的压力下，很多贵族幼子被迫终身不婚（当然这不代表没有性生活和没有孩子），这是他们为了家族的利益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在天主教地区，有的贵族男孩从小就被父母安排走宗教道路，长大之后担任神职人员，也就是说单身守贞。不过，如果长房发生变故无人继承，原本要走神职道路的亲戚也可能需要离开教会、还俗、结婚、生子。

  在婚姻问题上，长子和幼子不平等，男性和女性也不平等。婚姻的不平等导致贵族婚姻市场的失衡：待字闺中的女子太多，能够娶亲的男子太少。只有地位显赫的女子出嫁才不会遇到困难。女性常常嫁给地位比自己低一级的男性，这有利于女方的家庭利益，因为这样能把女婿与女方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

  女子一般没有机会自行选择配偶，大多数情况下要服从父母或其他长辈的安排。如果敢于反抗，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普法尔茨伯爵、施陶芬家族的康拉德（Konrad der Staufer，1134？—1195）的女儿艾格尼丝（1176？—1204）原本的命运是服从施陶芬家族的族长，也是她的长辈亨利六世皇帝的安排，嫁给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但她偷偷嫁给了“狮子”亨利（韦尔夫家族，是施陶芬家族的对手）的长子。亨利六世皇帝大怒，要求普法尔茨伯爵家解除这门婚事，但没有成功。

  “门当户对”一方面是指社会地位以及它能带来的人脉，贵族只与贵族结婚，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较少通婚，比如高级贵族（邦君、1806年之后的陪臣）很少和低级贵族通婚；一方面与宗教因素有关，比如天主教贵族一般不会选择新教徒或加尔文教徒，易北河以东的新教徒贵族男子一般不娶天主教贵族女子。金钱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如果为了金钱而娶出身低的女子，在贵族圈子里也会被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