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马先生俯身于那些古老的拓片之上细细察看它们的不同，有如从历史反观自己所遗留下的痕迹。的确，马子云、徐邦达和刘九庵的研究都脱胎于一个成型已久的本地艺术史传统，这个传统与他们所审视的艺术品的制作密切相关。他们的论述中没有“透视”“空间”和“体积”这些从西方或日本舶来的词汇。指引他们的比较性观察的是百年前（甚至千年前）中国文化自身产生的观念与方法。在“文革”期间，这种囿于历史的学术传统也帮助保护了历史。“文革”过后，虽然中国新出现的研究与写作类型拓宽了艺术史比较的范围，将考古材料与民族志也纳入佐证的范围，但是很少质疑文化同质性（cultural homogeneity）这一潜在理念。我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文章，诸如《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秦权研究》《谈几件中山国器物的造型与装饰》和《商代人像考》，它们的标题已然反映了这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