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追溯一下，比如师丹曾经给皇帝上书，主张取消货币，他认为在汉朝天下的种种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富分化，以及有一些强者掠夺了许多土地等不公平的现象，都是因为货币，就要把货币取消。假如这样的人要是当了皇帝，或者成为帝国的主政者，他会不会也做出这样的事？显然也是会的。

  所以王莽的很多措施通过这样的案例、史料来看，并不是王莽个人脑子发昏要做的事，可能是当时一些儒家士大夫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莽还不能算是教条主义者，而是当时的社会发展的程度还不很高，但是又有一定的积累，遇到这样的一些社会问题，人们肯定要想办法去解决。古人不会觉得自己是古人，他就是当代人，要解决自己面临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想象力也就那样了。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也不可能实现大数据，所以他们提出的一些措施、一些行为在今天看来是教条的，但在当时看来也许很多人是支持的。

  第二个是王莽做的措施很多，如果抱着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去逐项分析，会觉得王莽或者是当时的儒家在出台这些政策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原因，比如改名这件事，王莽要给郡、国改名，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不可思议。马伯庸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把王莽改名的事做了分类，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也非常荒诞，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当代人很难理解古代时名实相合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李若晖老师写过一本书，叫《久旷大仪》，里面很精辟地分析过一件事叫“指鹿为马”，他指出一点，秦朝的政治基础是法家，法家的律条建立的基础是名实相符的观念。汉承秦制，西汉继承的很多东西都是从秦朝来的，有很多法家的东西，不然没法统一、统治这么大的帝国。

  名实相符是什么意思？举一个例子，比如“种树”是一个名，名后面就有种树的实，这就是名实之间的对应。把树苗运过来，地上刨个坑，把树放进去，浇上水、培上土，这个事叫做种树，写下来就是两个字“种树”，这就是名实相符。

  法家的律条是什么呢？只要有这样一件事，有这样一个名，就要把名和实之间的联系给规定清楚，比如说种树一次种几棵，种的时候间距多大，挖土挖多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既然规定好了，老百姓就得照着这么做。做了，社会的名实基础就得到维护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都稳固了；不这么做，社会就危险了。赵高指鹿为马，不是要分清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而是它破坏了秦朝得以立国的名实相符的原则。

  为什么要通过这个例子来看王莽改名的事？就是因为按照当时儒家的社会原则，他的理想主义要求必须把一些东西的名字改过来。可以说王莽改得过多过勤，他应该慢慢改，但他可能一下子都给改了。通过这个方式来重新认识改名这件事，王莽并不是纯粹的泥古不化，而是当时的社会对名实相符的风气构成了建立新朝的逻辑。要建立新朝，为什么不是汉朝？不这么做，就是没有遵守当时的承诺，包括讥二名这件事，人的名字必须是两个字，姓一个字，名一个字。这件事在王莽的措施里不是很突出，但却是完全贯彻了这个原则。

  为什么东汉早期的人名，比如刘秀、邓禹，一直到三国的刘备、张飞和诸葛亮，名字都只有一个字，很少看到有三个字的名字，这件事就是王莽正儿八经搞起来的，一直贯彻了。如果这是很荒诞的事情，那为什么整个东汉一直在认真地遵循这件事？同样的，理解王莽很多看起来特别教条、泥古不化且理想主义的措施，我们不一定要认为他的头脑是不是疯了、傻了这样。换句话说，这些措施和他自己的政治能力并不是完全冲突的。

王莽是“穿越者”吗
  程衍樑

  如果单把王莽作为西汉末年有很大权力的历史人物拎出来，确实很多行为在当代人看来有难以理解的地方，但回到历史情景里，不光是王莽，像汉哀帝搞再受命这套，虽然没有真正的搞成，包括他也希望把帝位禅让给董贤，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作为皇帝也接受了五行受让的，所谓的汉家天下终究要交给外姓人的一套不能算是政治理念，可能是神学的观点。这在当代人看来非常难以理解，很难用近世的政治家的眼光，用实用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比较务虚的命题。

  从这个角度，你怎么看待近些年，最早像胡适之先生提出来说，王莽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者？今天也有很多人根据王莽的很多举措，包括国有化，名实的政令上的改变，而认为他是一个穿越者，带来了非常多的“未来”经验，你怎么看待这些说法？

  张向荣

  在今天聊之前，我说过一句话，每当社会上出现一个新的思潮，王莽就会多一个标签。所以，胡适说王莽是社会主义者，和我们现在说的社会主义其实不是一回事，那是胡适说的社会主义，当时欧洲盛行社会主义思潮，胡适说的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而今天很多人说王莽像一个公知，诸如此类的都是似是而非的判断，反而会造成我们理解王莽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