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言本书之缘起，当追溯至大约9年前时，我听从吾友耶博Jebb教授的善意劝说，受《英伦社会》Social England编辑邀请，对学术之历史准备做一番简短的调查，遂有1896与1897年所出版的那几部著作【译按，指作者所著《英伦学术》English Scholarship（1896）等书】。在此期间我拟订了一个计划，要著述一部更为全面的古典学术之通史，将从雅典时代的诞生期开始，继而追踪其在亚历山大里亚与罗马时期的成长，随后则是通过中古时期和学术复兴，直到古代经典著作研究在欧洲各国乃至海外英语民族中的进一步发展。我早已熟悉费城的古德曼Gudeman教授【译按，Alfred Gudeman，曾任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教授】所著《古代语文学史纲》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我有意指出的是，在这位饱学的作者所精心结构的《史纲》中，假如用80页篇幅就将完整的历史描绘出同样的大体轮廓来，那么对于以英语著述的其他同论题作品来说便无不是多此一举的了。但既然根本缺乏所谓的这种“史”的著作，则我耗费工夫以力求满足这一明显的需要，看来便是值得的，因此，数年前，我要写一部古典学术之通史的想法得到了剑桥大学出版社董事们的允准。实际上我始终想要写成一部易于阅读的书，它或许也可胜任为一部学术参考著作。我承认此书在我笔下变得闳肆庞大，超出了原本的想象。但当我想起有一部德文的“古典语文学史”【译按，即参考书目中Grfenhan的著作】，尚未逾出西元4世纪的时间下限，便占据了1900面的大八开本纸页，于是我情愿（如同克莱夫Clive【译按，Robert Clive男爵，东印度公司的缔造者】一样）“震惊于我本人的节制”了。我本有望将此任务于单独一卷中完成，但看来已是不可能的了，主要原因是中古8个世纪里在西欧地区有关古典学问的史料文献极为庞杂。在研究这部分内容时，我自己不得不与大量的文本进行搏斗，挣扎于“主簿丛书”Rolls Series、《日耳曼历史学文库》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以及米涅Migne的《拉丁教父著作集成》Patrologia Latina，并且被迫要掌握那些以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以及英文出版的大量散见专著中的内容。通过这些及其他文献资料，我力图追寻拉丁经典著作的后世命运，研究更为重要的中古人对希腊文化的认知迹象，并为经院哲学作一个概述。若不是将后者考虑进来，则对于中古时期的文献便不可能有足够的理解。故而这是我论题的一个必要部分，盖因经院哲学产生于对希腊著作译文的研究，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中古人士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渐次演进的各认知阶段。不过，沿着某种哲学形式的整体发展过程来看，尽管这如同一种心智训练般具有价值，总体而言却不宜于对古典文学伟大杰做宽广而自由的研究，我本人的兴趣主要限定于与学术史直接相关的问题上。这正是（若允许我以塞内加的短句来翻一新样）：quae philosophia fuit, facta philologia est【昔日哲学所有者，语文学今日之状也。译按，塞内加原文，“哲学”“语文学”的位置颠倒过来，此非作者的原创，更为人知的翻新者是尼采】。在此书中，我大体研究的是与各时代的文学史，甚或在某些细微程度上说也是与政治史相关的学术史。但对于主要人物的论述笔墨，本书并未形成均衡如一的比例。于是，立于中古时期入口处三位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著作家中，有关普理西安Priscian之特点的论说文字必然会远远少于波爱修斯Bothius或卡息奥多儒Cassiodorus的部分。许多较不重要的人名，文中只是偶然提及，就被排除在索引表的定本之外，以便挪出空间，将更完整的参考信息留给较为重要的人名，诸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西塞罗与维吉尔。我相信，通过12张年表可以为此主题的学习提供更多便利。第xi页附有这些年表的目录。

    此论题可分作若干部分（陈述于第14页），本卷囊括了前6部分，企图在其范围内足够完整，从时间上看，覆盖了25个世纪的前19个，即是这6编所涉及的部分。在此工作之后，我希望不久即可写出自彼特拉克时代至今日的一卷学术史来。该卷初拟草稿已经写出大半部分来，因而在今年的复活节假期，我已到佛罗伦萨好客的图书馆中，着手进一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及中古某些时期的文献了。今年春天，我参观了卢瓦尔河畔中古学问的家园，还研究了中古教育体系的相关造像与书面资料，这些纪念物仍留存于世间，乃是可见的化身，代表着曾影响索利兹伯瑞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在“沙特尔的经典静谧”中孕育其思想的那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