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记得这次会面。

    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前半部分，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茅盾：《茅盾回忆录·创作生涯的开始》

    1962年11月22日，《文汇报》刊载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一文。详述她和鲁迅初到上海居于景云里的时光；并不是想象中那般安逸舒适，似乎还有点煞风景：

    有一天，忽然砰砰枪声接连不断。我们只好蛰居斗室，听候究竟。事后了解，才晓得有一“肉票”，被关在弄内，后为警察发觉，绑匪企图抵抗，就窜到汽车房的平台上，作居高临下的伏击。在射击时，流弹还打穿二十三号的一扇玻璃窗，圆圆的一个洞，煞是厉害。结果自然警察得胜，绑匪陈尸阳台，可见当时景云里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的。鲁迅也未能安居，住在景云里二弄末尾二十三号时，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式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的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外，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

    许广平还回忆，居于景云里时，不但环境恶劣，而且还经常受到无赖们的欺侮：

    我们的后门，紧对着一位鼎鼎大名的奚亚夫，挂有大律师的招牌。他家中有十四五岁的顽童，我们经常走前门，哪里招惹着他们呢？但因早晚在厨房煮饭，并带领建人先生的小孩，因此被顽童无事生非地乘煮食时丢进石头沙泥，影响到小孩的安全和食物的清洁。鲁迅几经忍耐，才不得已地向之婉言。不料律师家的气焰更甚，顽童在二十三号后门上做那时上海流氓最可鄙的行为：画白粉笔的大乌龟，并向我们的后门撒尿。理论既不生效，控告岂是律师之敌，这时，刚好弄内十八号有空屋，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移居到十八号内，并约建人先生一家从一弄原来的住处搬在一起。计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在二十三号共住十一个月。古人云择邻相处，但当时的上海，无论如何择法，也很难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是一段惨痛的回忆。……忽然听说隔邻十七号又空起来了，鲁迅欢喜它朝南又兼朝东，因为它两面见太阳，是在弄内的第一家，于是商议结果，又租了下来。……当我们搬到十七号住的时候，厨房是空着不用的，出入活动，一切集中在十八号内。十七号厨房刚好就存放了一大堆木柴，等待干燥时好用。那律师家的顽童，眼见这情景，乘我们的疏忽，没有关上窗户，夜里却偷偷丢进满是煤油浸透的引火纸头，意想引起火灾。次早一看，却幸而熄灭在地。大律师的威焰，可算给我们吃尽苦头了。

    景云里，近横浜桥。横浜桥是四川北路上的一座桥；通常在上海，被称为什么桥的地点，其含义并不仅仅是一座桥，它涵盖方圆一里范围的地块；是一个区域。如此横浜桥，在上海还有提篮桥，八仙桥，斜桥，大木桥，小木桥，枫林桥……如今，横浜桥还是有桥的；提篮桥什么的，连桥都看不见。

    横浜桥距溧阳路、多伦路不远，鲁迅与林语堂相邻而居。两人常有来往，闲谈也多有相互揶揄。林语堂问鲁迅：“你一天吸几支烟？”

    “这倒没有统计过，大概很多吧。你是不是替《论语》找材料？”鲁迅反唇相讥，“每个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真是吃力的工作。倘是我，我决计不干的。”

    后来，横浜桥便有过一个传说，探究的是鲁迅和林语堂究竟有着怎样的隔阂。起因还是鲁迅吸烟。鲁迅与林语堂就此绝交。那是在林语堂家，言谈之间，鲁迅不小心，手里卷烟烟头烧到林语堂家床头蚊帐，将帐头烧掉一角；林语堂心中不悦，厉声责怪鲁迅。性子耿直的鲁迅，深感此人小题大做，为一床蚊帐而光火，未免推板，便回敬道，一床蚊帐，不过五文小钱，烧了又怎样？两人翻脸。

    被认为是发明“幽默”一词译名的林语堂，为了一顶帐子就幽默不起来；文豪之间动气，竟是为了一顶蚊帐，尚难以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人有隔阂，这是真的。

    类似于“火烧帐子”这样的风波，先生与林语堂之间还真有“二次”。1929年8月28日，一场“南云楼风波”，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

    《鲁迅日记》记道：“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