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编《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的前言对版本学有这样一段表述：“古籍版本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主要以客观存在的各种古籍版本为研究对象，根据各版本形制、文字上的特征与异同，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包括考订版本源流，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为人们解决阅读、整理、研究、收藏古籍碰到的版本问题。当然，研究版本学本身的发生、发展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亦属于版本学的范畴，但离开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这一主要功用，就不成其为古籍版本学。”为什么强调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是版本学的主要特征与功用呢？因为这正是版本学与校勘学、目录学等相关学科的根本区别。校勘学、目录学不解决鉴定版本真伪问题，而区分版本优劣不仅是判断版本的文字异同，还包括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因此，当版本需要鉴定真伪，当人们重视版本的文物价值的时候，版本学也开始形成了。我把这个时间定在明代中叶以后，因为从那时起，随着宋元旧本的日见稀少，其文物与文献价值凸现，为牟取暴利，社会上出现了伪本（请注意，这里讲的是“本”而不是“书”，因为图书的作伪，在汉代已出现），于是便有了如何鉴别版本真伪的需要，也有了如何评估版本文物价值的需要，人们开始研究如何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在明人王世贞、高濂、屠隆、胡应麟、谢肇淛等人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版本的论述，或对作伪予以揭露，或对宋、元本特征（包括版式、行款、字体、纸张、校刻质量）进行探讨，或对版本的文物价值作分类评估，这标志着版本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不过，明人所作的版本研究还是较为初步的，也没有形成风气，所以大多数明人书目都不著录版本。而到了清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藏书推崇宋元旧本，编目讲究版本著录，并出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善本书目与专事考订版本的提要目录，反映出版本的文物价值与鉴定考订版本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普遍认识，由此使版本学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最有代表与影响的是乾隆、嘉庆年间分别由于敏中与彭元瑞相继奉勅编纂的《天禄琳琅书目》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这两部版本目录不仅在著录上有所进步（如详记收藏家印鉴），而且所收入的主要是宋元旧本、影宋抄本及较为稀见的明本，这实际上表明，以文物价值的高低为主要标准来评判版本的善与否不仅已深入人心，并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善本实际上已成为旧本的代名词了。而到了光绪十四年，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在所居住的嘉惠堂单辟一个房间名曰“善本书室”，专门贮藏稀见的旧刻、旧抄本，继而又在光绪二十七年编印了《善本书室藏书志》。自此以后，“善本”的名与实都已不是宋元时代那种涵义了。

    当然，校勘家眼中的“善本”概念并未被人们否定过，即使版本学家们，在赏鉴版本的过程中，也往往重视该本是否具有校勘价值，但这仅仅是评价善本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在确定文物价值的前提下，再区分其文献价值的高低。说白了，物以稀为贵，即文物价值的高低，从那时直到今天，一直是版本学家判别善本的主要标准。光绪初年，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曾经想改变这种善本观，他在为学子们编写的《书目答问》中，对“善本”下了三条定义：一是足本，指文字完足，未经删削的本子；二是精本，指精校、精注的本子；三是旧本，即旧刻、旧抄本。他既从读书的角度强调学术价值，又不否认文物价值的因素，说得没错。但人们看到，除非是名家手迹，有哪一家将《书目答问》中所开列的清儒精校精注通行本收入善本书目之中呢？没有。不要说那时没有，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就说最具权威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吧，其编纂之初对善本也曾下了类似张之洞说法的定义，即所谓“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这一说法一时颇为流行。但观其收录标准，如果不是宋元本、旧抄本或名家批校题跋的手迹本，就必定强调以流传稀少为前提，尤其是清代中后期的本子，哪怕再有学术性或艺术性，如果流传较多，它是不会收的。因此，这部书目实际同《善本书室藏书志》一样，是《天禄琳琅书目》的延伸，归根到底，重在“历史文物性”一性而已，其他两性只是附庸。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其实也无须否认，因为随着版本学的产生与发展，随着斗转星移，人们对什么是“善本”实际上早已约定俗成，这并不妨碍大家做各自的学问，有什么可指责或争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