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一点必须清楚，善本的内涵不是固定的，由于古籍流传的日趋稀少，版本价值也在发生变化。当初《天禄琳琅书目》还只收了少量明代正嘉间的仿宋刻本，而《善本书室藏书志》则已经出现万历刻本了，说明在光绪年间，有些明后期刻本也不容易得到了。而在今天，大多数图书馆已将善本的年限划在了1795年，也就是说，除名家批校题跋本与极稀见的清后期版本外，只要是乾隆六十年以前的印本与写本，都属于善本的范围。虽然对一些收藏特别丰富的大图书馆而言，这个标准有些宽滥，但如果不通过拍卖渠道，现在又从哪里再能轻易得到即使是乾隆六十年的刻本呢？何况拍卖市场上的古籍数量无多，品种亦少。公藏如此，那么在私家的眼中就更见珍贵，所以现在只要有古籍拍卖，都理直气壮地称为善本，甚至民国间的一些精刻本与流传稀少的影印本也都拍出了高价。如果有一天，那些刊刻于乾隆以后的清儒精校、精注本真的入善本之列，你可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因为这样的本子实际上也已属于难得了。一个毋容争辩的事实是，古籍（主要指1911年以前的印本与写本）的流传只会减少而不会再产生，其价值是在不断增长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古籍版本的收藏价值，将会根据人们各自不同的识见与条件产生出富于想象变化的上升空间，那么，多学一点版本知识，于公于私，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有益的。

    前面说过，这不是一本系统的版本学概论性质的书。但既然也是在讲版本，总要涉及有关常识，因此我把所写的这些小文大致分为印本与写本两类，在每类之前介绍一些赏鉴方面的知识，使读者能在宏观上多少也能找到点眉目。

    或许有的读者不仅想了解善本，更有收藏善本的意趣，那么我想告诉读者，不要只注重版本源流的考订，也须将眼光放在收藏源流上，这样可以较为立体地认识善本。譬如人们都知道常熟翁氏的藏书很有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尤其是那七、八种宋本，不仅是海内孤本，而且是后来翻刻或传抄的祖本，这当然都是对的。但上海图书馆钟情翁氏藏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其中有些书是怡亲王府的旧藏。怡府的藏书要追溯至乾隆时期的主人弘晓，他是乾隆皇帝的兄弟，喜好典籍，所藏大都为人间罕见秘本，钤有“怡亲王宝”、“怡府世宝”、“安乐堂藏书记”等印。（图3、4、5）《四库全书》开馆，各地都奉旨进献藏书，只有怡府不买乾隆的账，鲜有进呈。那时有不少书世人皆以为失传，其实在怡府往往藏有孤本（如元刻本《农桑辑要》），因此怡府的藏书令人心驰神往。在秘守一百多年之后的同治初年，怡府书库终于被打开，原因是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将包括袭爵怡亲王的载垣在内的八大顾命大臣送上了断头台，致使怡府没落，藏书无可奈何地流散了出来。当时捷足先登买到怡府藏书的主要有四大家，即山东聊城杨绍和海源阁、江苏吴县潘祖荫滂喜斋、浙江仁和朱学勤结一庐及翁同龢。杨、潘、朱三家的藏书名头都在翁同龢之上。而滂喜斋的部分藏书（共七十六种，其中宋元本四十三种）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被上海文管会收购而入藏上图（后来上图又陆续收得滂喜斋旧藏宋本《杜工部集》《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金石录》四种，以及明洪武二十七年蜀藩刻本《自警编》一种），结一庐的大部分藏书（共四百五十种，其中宋元本五十三种）也在八十年代初由外家后人张子美先生捐赠给上图，倘若翁家的书也能为上图所得，三家藏书中的怡府旧藏便能相对集中，岂不又是一则足以流传后世的书林佳话？所以直至今天，当我把览宋明州本《集韵》、建本《邵子观物篇》、淮东仓司本《注东坡先生诗》等怡府旧藏时，依然有着2000年春代表上图前往北京鉴定翁氏藏书时的那种激动与亲切之感。藏书的聚散，折射出国与家的兴衰，并衍生出许多形形色色的故事，因而赏鉴版本不仅重在版本源流，也是要讲究收藏源流的。一部书除了它固有的版本价值外，在流传过程中经名家收藏或批校题跋，哪怕增盖一个印章，都会有所增值。而更为美妙的是那些衍生的故事一旦被你发现，会为你带来意外的娱悦，反过来又会使你对这部书的价值有新的认识。就此引申开来，可以这么说，即使是同一种书，人们本着不同的文化底蕴，对其版本价值的认知往往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初学的读者通过本书多少能拓宽认知善本的视野，那我将会感到莫大的安慰。

    （上文节选自《古籍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