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五八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最初选定的研究题目是家庭关系与心理卫生，希望通过国际比较，搞出一个概论。我选定日本为研究对象，并非自以为是日本专家。其实，我对日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只是觉得，在现代国家之中，日本别具一格，为了验证有关现代社会的学说，日本是一个最能发人深思的国家。倘要就日本的家庭和心理卫生问题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我认为先决条件是在生活上同日本人打成一片。于是我和妻子在日本人中间住了两年，完全不同其他外国人来往，边学日语边研究，一头栽进日本生活方式的怀抱里去。其结果，日本这个国家使我大感兴趣，超出我要搞的社会学概论范围。在这段期间，我从事一项专题研究，写了《日本新中产阶级》。在这本书中，我力求从内部深挖日本的家庭生活，而将概论让给其他研究人员去做。有几个日本家庭成了我的研究对象，直到现在，我同他们仍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从初次着手研究以来，已历二十年，我对日本社会的好奇心，泉涌不息，从未枯竭。我每年都到日本访问，同朋友们畅叙旧谊，并涉猎其他研究报告。我在哈佛大学教授关于日本社会的课程，每讲一课，总要反复思考自己对日本的看法。日本那些令人惊奇、发人深思、隐而不露的部分，此去彼来，不断出现，而且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犹如发掘一个无尽的黄金宝藏一样。

    这些年来，我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对于自己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不能无动于衷。这就是，人民愈加不信任政府，犯罪，城市问题，失业，通货膨胀，国家的财政赤字，等等。一九六〇年，当我首次访日归来时，我仍未怀疑美国社会和制度总体上的优越性。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比日本先进。无论是研究水平，还是创造发明，日本望尘莫及。至于天然资源和人口，美国更是丰富得多了。然而十五年之后，当我一九七五年离日回国时，和我的日本朋友们一样，我开始产生了疑问：美国究竟是怎么搞的？

    就是在这段期间，我所研究的这个国家，惊人地飞跃发展起来了。当然，目前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并不占世界第一位，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不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但是，只要仔细观察日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确信，这个国家固然资源贫乏，但在处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却是出类拔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日本是名列第一。

    日本近年来的成就，使我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我想来想去，终于认为，日本确实具有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东西。我已经不能满足于把日本当作一个猎奇的对象了，我想就具体问题去探索和理解日本的成功。

    首先，我曾想去研究日本人引以为美德的特性，例如勤劳、耐心、克己、同情别人等。可是，经过深入探究日本人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和官僚制度等类结构后，我不得不相信，日本人之所以成功，并非来自所谓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我于是用了几年工夫来研究日本成功的原因，并写成了这本书。

    我总是觉得奇怪，美国人为什么从不大张旗鼓地介绍日本成功的全貌呢？熟悉日本的美国商人、政府官员、日本问题研究人员，差不多早就敏锐地看到这件事。不过，总的说来，答案倒是很简单的。原来，日本人一般都是秉性自谦，往往低估自己的成就。有些日本人，可能为了巩固国内的团结，或者为了转移外来的压力，时常有意强调日本将来的危机。另一方面，美国人常以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自豪，总想自己是世界第一，很难老老实实地承认东方在实际问题上有什么可学之处。但是，我相信，对于日本的一系列成就，应当认真对待，对于由此而出现的许多问题，应当周密研究，要为国家的利益着想，这是美国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