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认识日本的钥匙

2009年，《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出版，让很多中国读者知道了傅高义这个名字。而傅高义发表个人的第一部专著，则早在1963年。他以一部《日本新中产阶级》，开始了对日本的研究。1979年出版的探究日本崛起之道的作品《日本第一》，则为傅高义奠定了美国“日本通”的地位。日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举办的关于《日本第一》一书的主题读书会上，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畅谈了对此书的认识，以及此书所具有的启示意义。一本启示之书王玉梅（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 1979年，日本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之时，傅高义教授出版了《日本第一》这本书，研究总结战后日本复兴之路的特质，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1980年，这本书首次被引入国内出版，30多年后重新出版，再次证明了这部作品对当下的意义。对中国读者来说，《日本第一》是一把认识日本经济社会情况的珍贵钥匙。王泰平（《日本第一》译者）：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对国人而言，日本是一个既近又远的国家。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日本。同样，日本也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变化和进步。如果中日之间还是用老眼光看待彼此的话，可能会失去一些机会。傅高义教授在为此书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说明：“我说的‘日本第一’，并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将如何发展。”他认为，30多年过去了，当年日本的那些优良特质今天依旧存在，而且有些方面比以前做得更好。书中提到的当时日本存在的问题，如今有些也在我们国家上演。所以，我想我们不妨看一看日本是怎样走过来的，借鉴一些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第一》可以看做是一本启示之书。从研究学问出发丁幸豪（上海美国学会名誉会长）：我想聊聊傅高义这个人。傅高义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原来是研究社会学的，后来转向了政治学，具体来说是地区研究。而他最感兴趣的是东亚地区。傅高义做研究非常严谨，他的很多书和文章都是基于大量的调研写出来的。他写《日本新中产阶级》　时，就到日本去住了两年，一个一个地找人谈，了解真实情况。他很关注中国的情况，上世纪80年代他到广州住了七个月，写了一个名叫“改革中的中国——广东领先一步”的报告。可以说，他是一个国际学者。我们再来聊聊《日本第一》这本书出版的背景，那时，由于日本的崛起，美国的反日情绪一点点高涨。我1984年在华盛顿，看到有一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反映的是，一名议员参加议会时拿了一台日本产的电视机，说现在美国的老牌子都没有了，大家用的都是日本货，当场把电视机砸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傅高义出版这本书当然有很大的压力，但尽管有这样的压力，他还是把自己看到的、观察到的、研究的成果发表了。他是从研究学问出发的，实事求是地写。当然，他并不是说日本什么都好，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的，只是希望美国和日本能够互相学习借鉴。傅高义现在退休了，但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写东西。我认为像他这样的学者，他的学术精神、研究风格、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用学术的笔调写畅销书任军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我觉得《日本第一》是和时代密切契合在一起的。《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的风格很接近，可以说都是用学术的笔调来写畅销书。写学术的畅销书，最关键的是要有前沿性，有好的选题。傅高义教授的选题敏感度极强。此外，畅销书还需要研究者的学术驾驭能力，包括文字的驾驭能力。傅高义教授的这种能力显示是很突出的。我们学习他者，当然要研究他者、理解他者。只有理解了，才能发现他者的根本、他者优秀的品质，才能真正学会取舍，汲取他者的精华并抛弃自己不足的地方。所以，这本书所形成的这种学术模式，对中国学界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启发。哲学性的思考樊勇明（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我先举个例子，前不久日本熊本县大地震，对日本的经济、社会管理乃至政府的效率都是一个考验。我关注到，地震后两分钟内，日本的电视台便开始播报地震的具体位置，五分钟后有了当地情况的报道，不到一小时，有了地震图像，救灾指挥部已经成立。到第二天中午，整个受灾地区的交通全部恢复。这些都很具体地反映出日本社会运转的效率。可以说，现在我们对日本的研究还是不够的，我希望《日本第一》这本书的再版，能给当下学术界一个研究日本的新契机。王少普（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从哲学上来讲，认识一个复杂的事物一般至少经过三个阶段，所谓的正反合。傅高义写的这本书，是在第一个阶段，以美国人为对象，展示日本在战后复兴中的一些哲学性的思考。日本的发展战略相当注重依托一些传统优势，发挥好这些传统的优势，对传统文化进行很好的继承，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该想想我们的传统优势是什么？以及怎样联系传统优势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

2009年，《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出版，让很多中国读者知道了傅高义这个名字。

而傅高义发表个人的第一部专著，则早在1963年。他以一部《日本新中产阶级》，开始了对日本的研究。1979年出版的探究日本崛起之道的作品《日本第一》，则为傅高义奠定了美国“日本通”的地位。

日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举办的关于《日本第一》一书的主题读书会上，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畅谈了对此书的认识，以及此书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一本启示之书

王玉梅（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
1979年，日本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之时，傅高义教授出版了《日本第一》这本书，研究总结战后日本复兴之路的特质，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1980年，这本书首次被引入国内出版，30多年后重新出版，再次证明了这部作品对当下的意义。对中国读者来说，《日本第一》是一把认识日本经济社会情况的珍贵钥匙。

王泰平（《日本第一》译者）：
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对国人而言，日本是一个既近又远的国家。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日本。同样，日本也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变化和进步。如果中日之间还是用老眼光看待彼此的话，可能会失去一些机会。

傅高义教授在为此书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说明：“我说的‘日本第一’，并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将如何发展。”他认为，30多年过去了，当年日本的那些优良特质今天依旧存在，而且有些方面比以前做得更好。

书中提到的当时日本存在的问题，如今有些也在我们国家上演。所以，我想我们不妨看一看日本是怎样走过来的，借鉴一些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第一》可以看做是一本启示之书。

从研究学问出发

丁幸豪（上海美国学会名誉会长）：
我想聊聊傅高义这个人。傅高义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原来是研究社会学的，后来转向了政治学，具体来说是地区研究。而他最感兴趣的是东亚地区。

傅高义做研究非常严谨，他的很多书和文章都是基于大量的调研写出来的。他写《日本新中产阶级》　时，就到日本去住了两年，一个一个地找人谈，了解真实情况。他很关注中国的情况，上世纪80年代他到广州住了七个月，写了一个名叫“改革中的中国——广东领先一步”的报告。可以说，他是一个国际学者。

我们再来聊聊《日本第一》这本书出版的背景，那时，由于日本的崛起，美国的反日情绪一点点高涨。我1984年在华盛顿，看到有一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反映的是，一名议员参加议会时拿了一台日本产的电视机，说现在美国的老牌子都没有了，大家用的都是日本货，当场把电视机砸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傅高义出版这本书当然有很大的压力，但尽管有这样的压力，他还是把自己看到的、观察到的、研究的成果发表了。他是从研究学问出发的，实事求是地写。当然，他并不是说日本什么都好，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的，只是希望美国和日本能够互相学习借鉴。

傅高义现在退休了，但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写东西。我认为像他这样的学者，他的学术精神、研究风格、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用学术的笔调写畅销书

任军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我觉得《日本第一》是和时代密切契合在一起的。

《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的风格很接近，可以说都是用学术的笔调来写畅销书。写学术的畅销书，最关键的是要有前沿性，有好的选题。傅高义教授的选题敏感度极强。此外，畅销书还需要研究者的学术驾驭能力，包括文字的驾驭能力。傅高义教授的这种能力显示是很突出的。

我们学习他者，当然要研究他者、理解他者。只有理解了，才能发现他者的根本、他者优秀的品质，才能真正学会取舍，汲取他者的精华并抛弃自己不足的地方。所以，这本书所形成的这种学术模式，对中国学界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启发。

哲学性的思考

樊勇明（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我先举个例子，前不久日本熊本县大地震，对日本的经济、社会管理乃至政府的效率都是一个考验。我关注到，地震后两分钟内，日本的电视台便开始播报地震的具体位置，五分钟后有了当地情况的报道，不到一小时，有了地震图像，救灾指挥部已经成立。到第二天中午，整个受灾地区的交通全部恢复。这些都很具体地反映出日本社会运转的效率。

可以说，现在我们对日本的研究还是不够的，我希望《日本第一》这本书的再版，能给当下学术界一个研究日本的新契机。

王少普（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
从哲学上来讲，认识一个复杂的事物一般至少经过三个阶段，所谓的正反合。傅高义写的这本书，是在第一个阶段，以美国人为对象，展示日本在战后复兴中的一些哲学性的思考。

日本的发展战略相当注重依托一些传统优势，发挥好这些传统的优势，对传统文化进行很好的继承，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该想想我们的传统优势是什么？以及怎样联系传统优势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