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走逛的都是非参考书的区域。我对各种书籍都充满兴趣，尤其是棋艺花卉之类的新书都会好奇地翻看，但多数时间仍流连在摆放着艺文书籍的书柜，有时就站在那儿翻读，一次看个三四十页，去个三四趟，就把一本薄小说读完了。

    当时喜爱的书籍，理所当然地也都是从“中央书局”购买的。譬如高一时，第一本桥牌书，魏重庆的《精准制》。高二时，第一本阅读的是美国小说家柯德威尔的《烟草路》。等到十七岁，对现代诗好奇时，最早邂逅的诗刊，是《笠》和《葡萄园》。而高三时，影响我远的绿皮地图书也是在此翻到的。

    至于影响一生、二十二岁当兵时带在身上的第一本鸟书，张万福的《台湾鸟类彩色图鉴》，那是要到军舰报到时，从这儿带去的。缘于这份地利之便，从十五岁起，我在台中城的生活里，“中央书局”其实是最常造访的店铺。

    但退伍以后，迁居台北近二十年，有一次回台中，才恍然发现，这样漫长的时光里，却一直未再拜访过“中央书局”。到底这家书店如何了，已经全然不知。直到有次在附近开车，经过一家婚纱礼服公司，突然发觉，那不就是过去的“中央书局”吗？这一惊，还差点和前面的车子撞上了。

    记忆里，“中央书局”是一间古朴灰暗的洗磨石子楼房，屹立在早年适度繁华的街上，书店的老板始终用比较保守的方法经营着。整个书店的感觉，一直和旧市区街景的淳朴、典雅是一体的。整个台中因为它的存在，有着不同于他城的文化资质。我坚信，台中过去被称为文化城，便是还有这家书局存在之故吧。

    这间创立于日侵时代中期的老书店不只跟我情愫甚深，跟我们家族的上一辈也有着相当的历史渊源。一九二〇年代，这家书店开张，我的学长、年轻时也就读于台中一中的外祖父，就来这儿光顾了。一九四〇年代末，阿公、阿妈分别在师专和商专求学时，也经常到“中央书局”买书。

    长久以来，这儿也是中部地区文化思潮的传播站，更是艺文人士聚谈的交流道。书局的老板也热爱文艺活动，常挺身经援或赞助。父亲年轻时，无端地参加小说家杨逵夫妇的读书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青年，无疑源自这个书店书籍提供的知识启蒙。我更猜想，在白色恐怖年代，祖母的旧木柜里，父亲书册最后一排，包着月历纸、书写着我三岁乳名“刘资愧”的某些一九三〇年代禁书，以及《自由中国》杂志，恐怕也是从这儿购得的吧？

    关于这件事，我后来曾向父亲查证过。大概那时的生活太苦、太琐碎，每每提到这些书，年事已高、精神又常恍惚的他，都要努力扯及自己的薪水、马克思和资本主义。骂完政府后，每次也一定跳回到一九六〇年代的岁月。当时《读者文摘》兴旺，“中央书局”因为跟运书的三轮车关系匪浅，每个月初，书运到的时日早，生意特别好。他和母亲为了买《读者文摘》都要提前去排队，才能买到的。我就读小学三、四年级时，那几年物价特别高涨，他们大概是靠着每个月的《读者文摘》，享受生活里简单的阅读乐趣。

    如今台中早已失去文化城美名。这种情况下，“中央书局”消失了也好，免得污了这典雅的称谓。只是我很矛盾，又渴望它继续存在着。希望有一天带孩子回台中时，除了认识我们读书、打球的小学，还有钓鱼的土库溪、筏子溪外，也很希望带他们去看看他们的祖父、外曾祖父和我，在不同年代，受到不同理念启蒙的老书店。

    透过这间老书店和我们家族的关系，或许，孩子们会更清楚，小时能够经常上书店是多么幸福的事。而如果一个人少年时代没有走过书店，想来比没有到过网咖还悲哀吧！而有一天当孩子们长大时，会用什么角度看待自己常去的诚品书店，以及和一场场书店讲座的关系，我也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