叨嗑成人世界的无聊、可憎和伪善，通常是以感叹童真的幻灭、敏锐感受力的磨钝和世界假面具的剥落为先兆的。莱昂纳德·科恩将布里弗曼“彼得·潘”心理拿捏得那么精准，诗意的笔尖充满丰富的象征和奇妙的灵动之美：“我们的眼睛一旦习惯了景物，它们就开始抵抗惊奇。曾经如同松树一般硕大的花如今变成了栽在陶罐里的东西。甚至恐怖也在消失。幼儿园的巨人们都缩成了坏脾气的老师和人类的父亲”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如布里弗曼这样的“垮掉的一代”的灵魂，挂满了诸如社会主义、万物有灵论、经西方改头换面的东方密宗、神秘主义和催眠术之类的坠饰，看似琳琅满目，精彩纷呈，然而其精神内核老实说实在是浅薄匮乏得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垮掉派”文学爆炸的黄金年代。1956 年，科恩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诗集《让我们比较神话》，同一年，艾伦·金斯堡的诗集《嚎叫》出版，1957 年，杰克·凯鲁亚克发表小说《在路上》，1959 年，威廉·巴勒斯推出《裸体午餐》。这些翘课溜班的弄潮儿，一面向把自己养育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插上一把把无情的匕首，一面又在其中如鱼得水，赚进大把大把的钞票，惹得没有赶上这趟文化列车的年轻后辈两眼贼红，变成一只只气急败坏的狐狸。

    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若不是凭借《英国病人》一炮走红，想必也是这群狐狸中的一只。他高度评价《美丽失败者》“是我所读过的最生动迷人、最大胆的一部现代小说”，《至爱游戏》“文风紧凑、含蓄而诗意”，无愧为新一代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但他对科恩把艺术混入商业的做法，给予不依不饶的批判：“成了‘公众艺人'的莱昂纳德·科恩和鲍勃·迪伦经营能力一流，他们一边扮演着叛逆者，一边又努力打造着他们素来嘲讽的至高地位；一边欺骗着为他们摇旗呐喊的媒体，一边又在诚实地面对乐迷。”

　　翁达杰有一点弄错了，科恩和迪伦并没有欺骗媒体，因为包括“垮掉的一代”在内的叛逆文化的神话地位，正是媒体参与打造的。1968 年，杰克·凯鲁亚克对前来采访的《巴黎评论》记者声明道，所谓的“垮掉的一代”根本不存在，这个词原是他用来形容其小说《在路上》那些开车跑遍全国，找零活、找女朋友和寻开心的家伙的。“后来，西海岸的左派团体们借用了这个词，把它变成了‘垮掉的一代的反叛'和‘垮掉的一代的造反'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目的，需要抓住某个青年运动。”有趣的是，科恩自己也在一次采访中撇清了与垮掉派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在蒙特利尔的那一帮人其实更自由，风格更不羁，而且是往正确的方向行进。在我们这一帮来自‘小地方'（蒙特利尔）的人看来，他们的路子没有走对，也不像我们一样尊重传统。他们只是撞对了时机而已。”

　　而从《至爱游戏》来看，“垮掉的一代”的调子只是小说文本的一部分。较之“垮掉派”通过飙车、酗酒、嗑药和滥交来逃离世界，科恩则以戏谑、自嘲、颂歌、哲思和玄想来接近和参与这个世界，无论是对它的批评还是赞美，都有科恩的影子在其中。在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的口吻之外，科恩更多的是以一种疏离和自省的方式来观察自己，就如一个处于清醒状态的人站在一段距离之外，观察着处于迷醉状态的另一个自己。

　　小说有一个场景写道，布里弗曼和朋友克兰兹走在街灯下，迎面走来一个女郎，于是他想象此时有一部欧洲电影正在开拍，《莉莉·玛莲》的歌声响起，他们是两个军官，他“要走到这个姑娘跟前，温柔地邀请她加入我们，围着这个世界散一个小小的步”，俄顷，他从女郎身边折回，告诉朋友“她是个野兽”。另一个场景中，布里弗曼和情人躺在一家肮脏的客栈的双人床上，他对女友说与其费心费力打扫房间，不如开灯做爱，因为只要一打开灯，原本“水池里黑压压的一片”立马就会消失，“然后它们留下来的这个陶瓷水池比你所能想象的还要白。”在第三个场景中，布里弗曼扮演起了某个绝佳的情人形象，他十分欣赏这个仿佛从电影里走出来的自我：“他喜欢这个自己所创造的情人的温柔，甚至对情人说的某些情话满怀羡慕，似乎他是应布里弗曼的晚餐邀请而来的一个机智的妙人儿。”

　　开拍一部电影，建起一座水晶宫，或者打造令人钦羡的完美男人，布里弗曼就像一个造物主那样看着脱离自己之手的造物既有点揶揄又有点讽刺，但最主要的仍是打心眼里涌出的喜欢和认同。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小混混游戏人间玩弄的伎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为这个世界添砖加瓦、涂上异彩，让业已失去童真的成人重新感受到假面舞会的乐趣，也是艺术家的职责所在。

　　是的，趋于成熟的科恩又捡起了那个被他先前一顿猛撕猛剥、形体毕露的光裸世界，为之敷上一层好看的粉，就如给光身的皇帝重新穿上衣服。也许我们要嚷嚷穿上新衣的皇帝指不定又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存在，但剥皇帝衣服的大有人在，何患多一个科恩给我们表演 cosplay？而况这个 cosplay 是人人“都懂的”，什么时候我们曾见过有人对之大惊小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