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企业家与一般民众区别开来的首先是他们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不满足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自人类产生以来就时有表现，它产生了新的国家、新的宗教、新的科学和新的技术，但是，只有在企业家身上，这种精神才得到发扬光大，给我们创造了新的经济生活、新的经济体制、新的价值观念。靠着这种精神，企业家首先把自身从爱安逸和习于安乐的人群中拖出来，铸成破坏旧秩序、旧束缚、旧限制和重建新生活的巨大力量，有了这种力量，世界的面貌彻底改观。一个国家，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越多，企业家资源就越丰富，经济发展速度就越快。任何人，不论他继承了多少遗产，受过多么高深的教育，假使不具有这种精神，就成不了企业家。

    那么，在不改变财产所有制的情况下，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赋予经营者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能不能造就真正的企业家？我的看法是，只要不改变企业财产的国家所有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企分开，不可能对经营者形成所有权约束，不可能使经营者真正具有以财产增值为目标的长期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企业预算的约束软化，不可能真正理顺经营者与职工的关系，也就不可能造就真正的企业家。

    现在有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目前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经营者目光短浅，行为不合理，放活市场不仅不会带来我们所期望的效益，而且可能使效益进一步降低，结构矛盾更突出。所以价格还应该由国家管，投资权也该适当集中。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企业家的成长和市场的发育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造就企业家，一是要改革所有制，二是要放活市场。如果说前者是造就企业家的关键，后者则是其基本途径。企业家与市场的关系，如同鸡与蛋的关系。没有企业家，市场不会有效；没有市场，企业家则根本不会出现。政府可以消灭企业家，但政府永远不可能创造企业家。造就企业家的途径只有一条：放开市场。

    政府的组织原则建立在下级服从上级的基础上，往往用选择行政干部的标准选择企业领导人，所以很难选择出真正具有企业家潜能的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只能通过规定文凭、学历、考试成绩这样的方式来选择企业领导人，而真正的企业家才能是文凭和学历所无法代表的，也不是考试成绩能反映出来的。这几年通过企业整顿和管理人员考试选择上来的企业领导人，有相当部分并不具有企业家潜能，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企业家无法培养，政府可以做的是创造一定的制度环境，自由的思考空间，稳定的预期，良好的产权保护。亚当·斯密说过，“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显然，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领域都需要转变，为市场发展扫除障碍。企业家不可能一下就成功，要经过很多失败。一个社会有宽容的精神，有平等的环境，就可以创新。而政府用各种政策支持部分企业，一定是歧视性的，给企业优惠，导致大家都去寻租。

    大数据也不能代表企业家，凡是企业家能做的事一定是大数据无法做的。企业家需要在不确定的世界预测未来，有对盈利的警觉，有承担风险的勇气，有成功的渴望，有信心，百折不挠。不要混淆“管理者”和“企业家”。管理者是用正确的方式做事，企业家是做正确的事情，要判断未来。很多企业在老一代企业家退了后都变成由管理者管理，这些人最大的追求是避免大风险。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轻商贱利”，价值取向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这是两千多年专制社会留下的“遗产”。1949年以来，中国人的“轻商重官”观念并没有改变，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在美国，高等学府中第一流的人才全部投入企业；或者既是企业家，同时又是科学家。在日本，同样是“英才荟萃企业界”。具有冒险精神、在企业经营方面有一番作为的企业家被称作时代英雄。中国则很少有人把企业家作为职业选择。大学生毕业生竞争最激烈的是政府部门，其次是科研机构，到企业是万不得已。即便那些已进入企业界的企业负责人，也更多把自己看成某一级别的官员。美国大批的学者、科学家和有为青年，到市场上去冒险、做企业家，日本“英才荟萃企业界”都基于这个观念。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一个人必须有个官衔职位才能证明自己的成功。许多企业负责人自我成就的评价标准是仕途升迁，而不是企业发展。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存在比较大的功利主义的成份。功利主义的考量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在体制改革的指导思路上应该从“功利主义导向”转向“权利导向”，基本权利优先于功利；是非标准优先于利害标准。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创业、自由创新和自由交易。只要我们尊重了人的权利，市场经济自然而来；反之，如果我们的体制不能尊重基本权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