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关于个人生命的真实悲剧里，克拉丽丝的回归从三个层面上展开。首先，这是对童年与记忆的回归。克拉丽丝出生在逃离的路上，乌克兰的那个小小的村庄不是她记忆中的故乡。最早的落脚点阿拉古阿（Alagoa）才是她记忆的原点。生命的烛火将熄之前，克拉丽丝的目光深情地回望广阔的北部，一如玛卡贝娅一般干旱、空洞、贫瘠的腹地，那也是在库尼亚与吉马良斯·罗萨书写中不朽的巴西腹地。玛卡贝娅的经历中有大量的作家的童年投射：无父无母的孤儿，童年时并不丰裕的生活，压制性文化下长大的背景，从偏僻小城移居里约的辛酸经历，等等。不同于克拉丽丝擅长描写的城市中产阶级女性，玛卡贝娅矮小、丑陋、贫穷，不讲卫生，营养不良，卑微到甚至无法觉察到自己的卑微。“那个女孩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就像一条狗不知道自己是狗。她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身体里的一种缺失。如果她是那种会表达的生灵，她会这样说：世界在我的外面，我在我的外面。她仿佛是那种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女孩，脸上的表情似乎在祈求原谅，因为她占用了空间（……）路上没有人看她，她就像冷掉的咖啡”。穷苦、卑微、善良，这些“腹地人的遗产”我们也在克拉丽丝的生命里体验。对于作品中的自传成分，克拉丽丝一直闪烁其词，不肯正面回答，直到晚年的一次采访，她引用福楼拜的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坐实了评论家的判断。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哈罗德·布鲁姆“没有文学，只有自传”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篇小说看成克拉丽丝对人生初始片段的反观，是结束时对起点的凝望。

    其次，克拉丽丝折回了她的犹太之根，在犹太文化中寻找力量与源泉。在这部作品中，宗教主要以回音的方式迂回出现。关注这一层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克拉丽丝对主要人物性格的赋予。玛卡贝娅，这个“没有人叫的名字”，源出圣经，旧约中英勇起义的马加比七兄弟（Macabeu），是勇敢者与反抗者的同义词。表面看来，毫无自我意识的玛卡贝娅既不勇敢，也不知反抗，与那七兄弟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这仿佛是克拉丽丝的反讽，但实际上，通过这个名字，玛卡贝娅悲剧一般的死亡接近了七兄弟的英勇殉难。最后一个兄弟就义之前，马加比人的母亲说：“不要怕这个屠夫，却要证明你配得作你六个哥哥的弟弟。你要勇敢面对死亡，以致我将来能靠着上帝的恩慈，重新得回你和你的兄弟”。这样的一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抗争。玛卡贝娅是受人轻贱的，奥林匹克十分不满意他与玛卡贝娅的爱情，因为他觉得她没有高贵种族的力量。她的死亡是一种殉道，最终证明了她真的属于那个“顽固反抗”的种族，从而完成了从卑微到高贵的上升。

    最后，它回归成一种对现实主义文学遗产的继承。克拉丽丝初涉文坛之时，评论界认为她是伍尔夫或乔伊斯式的作家，但她始终否认这些作家的影响。她自陈的文学先师是黑塞、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萨多·德·阿西斯。《星辰时刻》是克拉丽丝唯一的具有社会承诺性质的作品，其主题与风格与其他作品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借用书中人物与叙述者罗德里格的话说，“我背叛了既往的习惯，实验一个有开始，高潮与‘伟大结局’的故事”。这部作品之所以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一部，多少也与此相关。1970年代跨国资本逐渐进入巴西，玛卡贝娅与奥林匹克都来自最为贫困的北部，移民到大城市里约，承受着极大的社会不公，成为了残酷的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见证人和牺牲品。在她之前写的专栏文章中，针对严重的社会不公与压榨，克拉丽丝有过克制的揭露与控诉，而在《星辰时刻》中，卑微的玛卡贝娅被车撞死的一幕把控诉推向了顶点：“玛卡贝娅倒地时仍有时间张望，汽车那时还未逃走，卡罗特夫人的话应验了，因为那车一等一的豪华。她的倒下什么都不是，她想，不过是被推了一下。她的头撞向路的拐角，倒在地上，脸慢慢地转向排水沟。头上涌出一股鲜血，出人意料的红与丰富。这说明无论如何她都属于那个固执反抗的矮人的种族，有一天，也许她会呼喊出对权利的诉求。”作为最底层的人物，玛卡贝娅从不曾表达，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但她的死亡与汩汩而出的鲜血凝化了所有的诉求与呼喊。就像克拉丽丝偏爱的“寂静”意象，无欲无言的反抗比声嘶力竭的呼喊更有力。作为创造者，克拉丽丝对于人物命运的走向是无力控制的，玛卡贝娅必然走向死亡，然而她以同情心与爱安排了一个在幻觉一般的陶醉中死亡的“伟大结局”：“她牵挂未来吗？我听着语词与语词的音乐，是的，就是这样。就在此刻，玛卡贝娅感到胃部剧烈的恶心，她几乎想吐，她想吐出的不属于身体，她想吐出辉煌的物事。一千个角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