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的许多困扰可依照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个维度排列。最初的困扰来自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匮乏，稍后发生的普遍困扰，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出现的“为富不仁”和“官商勾结”，以及如影随形的权力腐败。再后来的困扰，是精神生活的迅速贫困化或腐败。最后，也就是现在，来自三个维度的各种困惑演变为全民的焦虑。不论何时何地，内源式社会总体危机的核心议题似乎永远是回归“正义”的本义——给每一个人应得的。
　　研究表明，常见的社会网络结构可有三类，分别对应于人类在洞穴时代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平均距离很大，熟人之间团聚性很高），在完全互联时代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平均距离很小，熟人之间团聚性很低）和介于这两种结构之间的所谓“小世界”社会结构。仿真研究表明，最有利于传播合作信誉的，是小世界网络。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汪丁丁发现，文化权力的网络结构，极不健康地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网络结构趋同，表现为强烈的科层化倾向。
　　而一个社会，如果各种权力网络都以科层化的方式扩展，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官僚化倾向，最高层次的企业之间形成寡头垄断，很容易长期维持资源和利润的幂律分布，将严重抑制企业家才能。
　　因此，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需要公共理性作为支撑。所以，中国的转型，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