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上真有可以回到过去的时光机器，我想小说家路内一定愿意尝试。如果非要给这趟旅程设定一个坐标，那必定是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个江南小城。

    和苏童一样，路内出生于苏州。苏童笔下有著名的香椿树街，路内以苏州为圆心，也变戏法地自创出自己的江南老街。处女作《少年巴比伦》让我们见识了与苏州有几分神似的戴城。戴城的故事似乎总也讲不完，延续下来也就有了《花街往事》里的花街。

    如果说，路内的小说总是扎根在70后的成长经历之上，那么，《花街往事》无疑是一种超越。这一次，路内不再局限于青春已成往事的70后，开始将笔墨转向社会。《花街往事》通过歪脖少年顾小山的讲述，还原了一条老街的变迁。不过，此“花街”并非彼“花街”。事实上，这只是一条名为“蔷薇街”的普通老街。名字很美好，其中发生的故事并不那么美丽。从1966年到1990年代初的近30年里，花街就像极具魔力的磁场一样，浓缩了许多颇有些诡异的人和事。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片被京杭运河包裹着的低洼地带，既盛产洪水，也盛产阴暗和暴力——最初这里是红卫兵武斗的必争之地，后来更成了各路地痞、流氓的舞台。无所事事的黑道青年游荡其中，随意嘲笑、辱骂，甚至殴打那些心理上或生理上存在缺陷的弱势人群。

    路内写过去年代的故事，就像讲述一个寓言。两个年代，两种青春。时代虽然大不同，却有着相同的暴力事件和相同的疯狂记忆。与60年代一样，80年代也是一个极尽疯狂之能事的时代。时值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国门的打开，西风东进，一系列新奇的玩意随之出现，蔷薇街原本单调无聊的生活也在一夜之间悄悄改变。比如，电视机出现之初，整条街的人排队到方屠户家看电视；交谊舞流行之时，摄影师顾大宏以跳舞“曲线救国”，一时风光无限；年轻人成群结队混在录像厅和台球室里，靠赌博和打群架树立起个人威信。蝙蝠衫与牛仔裤、个体户和下海潮，一个个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符号接连登场。如此这般一番折腾，就好比连续爆发了许多个小宇宙，把整个小城弄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同时也映衬出人物诡异不明的面孔与难以说清的命运。

    比起宏大的历史写作，路内显然更熟悉残酷青春的路子，他的笔下总少不了暴力的影子。活跃在蔷薇街上的除了满身刺青的不良少年，还有老实懦弱的成年人。方屠户大概一辈子也忘不了1968年“打砸抢”被当作人质关押的一幕；顾小山因为天生的残疾从小就饱尝耳光拳头的滋味；顾大宏逃过了红卫兵武斗，人到中年后还是逃不了被他人暴打的结局。而诸如成长在疯人之家的准疯子穆巽、赌徒的女儿罗佳、被拐卖又离奇回来的聋子方小兵和他的弟弟傻子方大聪，更是闹翻了天。这些已经长大了和正在成长中的病孩子、坏孩子一起，共同演绎出花街的疯狂传奇。

    路内曾经以“暗夜中行路的人”来形容70后这代人，这也是他写作的中心所在。因而，他的小说里从来找不到英雄，里面全是形形色色的社会畸零人。从少年时代起，路内的主角就缺少必要的精神养料，“靠自身分裂出来的东西培育着，自我生长，自我腐烂”。他们或多或少地拥有外在的残缺，如歪脖子、斜眼睛、聋子和瞎子。即使外表是正常的，内心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早在年少时，他们就被当作怪物敬而远之，生活的链条也被活生生地剪断。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就此转身离开，他们一直在远处偷窥，同时又置身在时代洪流之中，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以歪斜的目光记录着眼前这日新月异的世界。

    这样的故事总让人联想起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路内的戴城和安德森的温斯堡一样“充满了遗迹”，无数人在此留下身影，也留下故事。然而，路内笔下既没有回不去的哀痛，也没有安德森式的绝望。虽然以30年的社会变迁为背景，小说家路内的根却始终深植在80年代的土壤里。荒唐的80年代写满他们这代人荒唐的青春。想来，路内应该像顾小山一样经历过集体看电视和混迹录像厅的日子。他细细地打量、把玩属于他的黄金年代，并以文字的形式还原一段无法重来的家族史、一个无序的疯狂年代、一种独有的青春。说起过去的年代，路内没有隔岸观火的陌生感。他就像是在欣赏一幅幅黑白照片，不急不缓、语带轻松地讲着那些年他曾听过、曾见过、也曾做过的事儿，有笑有泪，一半是调侃，一半是嘲讽。

    路内将小说的最后一章命名为“光明”，显然大有深意。戴城的故事结构严整、自成一体。《花街往事》与前作的气质一脉相承，时间上更有广度，内容上更有深度。从《少年巴比伦》到《追随她的旅程》，他一路写下来，戴城也从古老而颓败的小城逐渐过渡到拥有众多投资的工业城市，前景的确是一片“光明”。然而，对于小说里那些“暗地”里的病孩子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花街迎来了春天，顾小山们“最好的时光”却恰恰在此宣告结束。老一代人的故事已经讲完，歪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面对新的时代，他们多少有些无所适从，只能站在80年代的遗迹上，不安地揣测那“光明而卑微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