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意识，可能是英国本国的人不会想到的，或者说，他们即便想到也不大会重视。当然这种问题有时候也不能讲得太直露，让会心的读者看了笑一笑就好了，但是这种关怀需要存在。我回国以后给国内有些杂志(比如像《世界文学》、《读书》等等)写文章，希望谈的内容可能是外国的，但是跟本国的文化和我们现今整个社会的状况是暗中相通的。
　　南都：具体来讲，你的治学经验当中个人比较推崇的方法是什么？
　　陆建德：在文学上我是比较相信细读的，因为我觉得作家写得很好的东西，不是在结构框架上，而是在无数的细节之中。我在《高悬的画布》前言中写到要像纳博科夫那样“拥抱全部细节”。阅读好的作品，读几遍也不觉其烦，因为注意到了以往可能忽略掉了的细节。一个人是否有趣，就要看是否善于抓这些细节。好的作品，其实都是有无数这种有趣的细节。细读是能力，也是一种训练，因为你会通过细读来分析、批评，也会通过细读来感受、欣赏。阅读时必须使自己处于比较警戒的状态，不是被表面的词语牵着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成王蒙对快速浏览的批评。我还谈不上有“治学经验”，也没有特别推崇的“方法”，这与我的狭隘、我对理论的偏见有关。但是我相信文学作品是社会和历史进程的产物，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总是大有帮助的。
　　南都：你近两年来转向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近代史的研究感觉和之前的研究距离蛮远的，这中间的契机是什么？
　　陆建德：其实要说远也不远，因为在《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里面，我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伯克论自由》。我写的是英国18世纪后半叶的政治思想家伯克，介绍他怎么谈论自由，其实我写的时候有着中国的背景。法国革命爆发后，英国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应该怎么样进行改革。改革的路数实际上是多样的，我以为在今日的语境下自己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也许稳妥的渐进不会给社会带来太多的伤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近代史特别值得一看，要认识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你从整个近代史看过来以后，你就会觉得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确确实实的“治理”非常重要，英文govern是统治，但也是治理，government(政府)也意味着治理。中国的治理程度还比较低下，一出北京市中心，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很多文明和政府之手未曾触及之处，比如双桥中路。无政府的状态有着一定的普遍性。

　　近代史转向：我是一个渐进主义者

　　南都：伯克对激进革命的反对是空前的，你为什么觉得渐进是更好的方案？
　　陆建德：如果我们说这个社会没有问题，那就是昏话，社会存在的问题太多了。但是我们要想好，要有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来做，以往这方面考虑够吗？伯克的思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我不相信他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处处都对，但是他让我们意识到思想资源的多元性，意识到中国面对种种问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法。伯克批评法国，但是不向法国人推荐英国模式，他知道英国模式是特殊的历史产物，不可能重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甲地行之有效的办法未必能在乙地见效。照伯克的话来说，法国人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父亲杀了，然后以为自己从此就完全是新了。
　　法国革命以后很长时间都不得安宁，几起几落，它和英国式的渐进相比，损失太大。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假如一个盒子出了问题，一个革命家说，把这个盒子完全推翻，重新来过，盒子里装的东西是不是会打破，不必考虑。我不会这样。我们首先要问：能用什么手段把这个盒子修补好并使之能够更好的尽它盒子的功能？后面这一种问题的提法就体现出渐进改良的态度，以前考虑得比较少，跟政治能力低下有直接的联系，即遇事不能妥协、协商。前面那种自信的断言是革命的态度。
　　南都：你对中国近代具体问题的直接书写是这两年的事，譬如写林纾的文章，梳理近代中国学潮的文章。这里面你的梳理发现和我们先前的认识很不一样，譬如林纾一直被认为是顽固保守派的代表。
　　陆建德：晚清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应该怎么样改革，林琴南实际上也是主张变革的，但是他总是希望能够新旧融合，在学问、实业上下功夫，不要为一些无用的概念所迷惑。他对自己的国家抱着一种善意的敬畏，不希望她经受太多的苦难。他担心激进派实际上是被外国(日本)所利用了，内斗会让渔翁得利，这是有根据的。他有国际的眼光，也抵制新文化运动期间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论(比如说要废除汉字)。当然后来有幸的是我们的文字传统还是保留下来了，但是那种抵制激进的声音是应该有的，如果没有那种声音来制衡，绝对自我否定的文化进程会极其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