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可能是比较保守一点，但是“保守”不应该是一个完全妖魔化的词汇。到了1911年以后，林纾对共和国也想支持，但是后面争权夺利、不顾大局的情况让他太失望了，每一家都是在争夺权力，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年清明拜祭光绪，以此表现他对一个统一国家的渴望。我并不会称他“遗老”，根本不是的。他对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有反思，有很多积极的意义。原来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总是突出比如邹容、章太炎这些激进的人士，完全排斥与他们见解不同的人物，只留下卤莽灭裂的思想资源会导致资源的贫乏和社会的不稳定，要允许一些不那么激进的思想资源存在，以保护思想的生态。所以写林纾也是一种意愿，想重新来解释他，也可以理解为是翻案文章。
　　南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前面说的渐进主义的立场的？
　　陆建德：在一定程度上跟我读的英国文学有关系。读英国文学的人很少会成为一个极端激进主义者，我不大知道中国有没有，好像不大会有。我承认这是我的短处。比如钱锺书先生就会说“要跟人生讲和”，有的人喜欢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是普罗米修斯，我为大家”，“我是一个失意的英雄”，钱先生很不喜欢这种自以为是的情调，他劝那些人不要老是叫骂，还是得跟生活讲和。我看到钱先生的讽刺不免生出同感，可能是自己没什么出息，要敢于跟生活抗争才好。然而抗争是为了一个无私的目的，还是出于其他动机？英国文学不大相信刻意追求殉道的人，作家会对那些人的私心比较敏感，会怀疑他们是不是拿所谓的崇高事业为自己的虚荣心服务。假的殉道者在现实生活里经常看到，他们好像在扮演一个敢于牺牲自我的角色，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自我非常庞大。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我宁可做一些专题的研究

　　南都：“要和人生讲和”似乎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陆建德：有的中国文人比较自恋，爱把自己跟社会对立起来，“卓尔不群”，“超然独处”，诸如此类自我欣赏的成语有一大堆。如果相信一己独好，世界整个都不好，那么你就不会用比较心平气和的眼睛来看周围的人和事，不会发现别人的长处，自己的短处。中国传统文学里常见这种态度，习惯于这种模式的自我表述，那么与人共同相处的能力也会显得差一些，政治能力也就萎顿了。对这样的现象要敢于揭示，对伟大的诗人，要敢于和他们对话，甚至是批评性的对话。中国社会到了晚清一盘散沙，显得不堪一击，原因很复杂，文人并不是没有责任。他们总是太把自己当回事，想把自己打扮起来，比喻成最好的东西，比如说梅兰竹菊四君子，其实往往把自己与道德理想等同起来了，归根结底还是在抱怨，谈自己如何美好，不受重用。我们应该有更强大的文化，更强大的人格，在这文化的共同体中，个人是群体里面的一员，而不是游离于群体之外一个哭哭啼啼的“孤魂”。
　　南都：从《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到《思想背后的利益》等几本书，都是你的文章结集，有不少长文涉及对重要作家思想家的整体把握和解读，思想密度很大。
　　陆建德：也不一定，所谓的“密度大”可能是思维不够严谨，或问题未能完全展开。有的作家、作品国内以前没人谈过，谈一谈还是有点意思。我回国后写的文章，比较零散，不成系统。我倒不是说一定要构筑体系才好，不是那个意思。有一个比较宽泛一点的主题也好，而我没有。这是缺憾。说来很羞愧，在英国文学方面，我除了博士论文没写过专著，现在有个艾略特戏剧研究方面的社科基金项目，给自己一点压力也好。
　　有人曾经跟我说，你要不要写一本8万字的英国文学史，字数再多一点也可以，我毫无信心，很多作品没有读过，怎么写？最终要用其他人写的英国文学史作为参照。书也许写出来了，但是作者的独到见解或贡献可能是非常有限的。于是我不敢答应。我宁可做一些专题的研究，写这样的文章也是接受挑战。这是为自己的散漫辩护，很要不得啊！《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这样的集子，回过头来看显得比较乱，书名有后现代的味道，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焦点。在外国文学这个领域，有不少学者实际上都做得比我出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读书的方式，有时候跟性格也有关系，没有办法，最终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翻译和编辑的工作都做过一点，《艾略特文集》还算不错。最近几年在编杂志上费心多一些。
　　南都：如果以伯林的比喻，你觉得你是刺猬型的知识分子，还是狐狸型的？
　　陆建德：我没这么了不起，比什么都不合适。我仅仅是一个读书人而已，书读得也不是特别好。有时候我想，如果有一些新见就好，我希望能够不断提出一些挑战性的新问题，使得原本的思维定势能够稍微变一变，学术研究永远需要这种活力。在文学所里我无非承担了一些行政工作而已，能够为大家提供服务就提供服务，很多同事的学问都做得很好，能与他们共事确实是值得骄傲的。
　　南都：你觉得做学术一个比较理想的境界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