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已经出版了《普鲁弗洛克及其他所见》和《荒原》两本巨著，大诗人T.S.艾略特仍然坚持做着一份跟文学毫不相干的工作。从1917 年起，艾略特白天在英国劳埃德银行担任文员，晚上则从事创作。直至1925 年10 月，他离开银行，前往Faber&Gwyer出版社担任编辑。虽然两大卷的《艾略特书信集》中提到了这段白领生涯，但似乎这份正职一直不为后来的艾略特研究者所重视。然而，在那几年中，朝九晚五的工作以及与薇薇安.海·伍德灾难般的婚姻，一同构成了艾略特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

    “这真是一件平和的工作，而且非常有意思”

    对于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后人往往习惯于遗忘他们作家身份之外的寻常营生，例如卖保险的华莱士·史蒂文斯，当医生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瑞典游轮上干过的塞林格，卖轿车的冯内古特，当建筑工人的斯坦贝克，中学校工斯蒂芬·金，做过八年航空公司职员的哈珀·李——但对艾略特来说，他崛起文坛的这段时间，恰恰与他在劳埃德银行坐办公室的八年互相叠合，密不可分。 1915 年， 《普鲁弗洛克及其他所见》出版；1921 年，文学评论集《圣林》付梓；1922 年，《荒原》震动世界文坛。

    艾略特这份工作的特别之处在于，和上述那些一旦功成名就便放弃原本工作、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并靠爬格子为生的作家不同，即使《荒原》发表之后，艾略特还继续在劳埃德银行干了三年。新书中披露的信件可证明，在他看来，银行工作对于他写诗也好，做文学评论也好，都相当有益，这也是令他继续去银行上班的主因之一。或许是受童年时代富足生活的影响，艾略特终其一生都是个布尔乔亚。他一直觉得能靠妻子的亲戚关系谋得这份银行工作是他的大造化，尤其是与先前那份既不稳定、收入又少的教师工作相比，简直可以算是“金饭碗”。这点从他1917 年3月写给母亲的信中就可见一斑：“我现在每星期赚两英镑外加十便士，我要做的就是每天从九点一刻到下午五点坐在办公室里，中间还有一小时吃午餐，下午还有茶点。这薪水固然谈不上丰厚，但随着我干活越来越麻利，加薪还是大有希望的。这话您听着可能会觉得惊讶，但我确实很享受这份工作，它完全没有教书那么累，而且相比之下更有意思。我和别人共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我有属于自己的桌子，还有个文件柜。这文件柜就是我的职责范围所在，劳埃德银行所有有业务往来的外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装在里面。我负责将它们制表、归档。”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艾略特是真心喜欢这份工作，尽管他那些朋友和支持者此时出于为他着想的立场，想尽办法要把他从一堆账册中给拉出来。

    艾略特对这份职业那么看重，究竟是为了什么？论薪水，不算微薄，也有着不错的远景，但单从他入职不久后的来往信件可见，银行工作并未能立即解决他的经济困境。他那阵子给美国老家的亲戚写了多封感谢信，只因为他们寄来的支票助他一家渡过难关，能让他有钱去买“新的内衣和睡袍”。其实，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安全感，不仅仅是求得他自己的安心，更出于为妻子薇薇安考虑。他是1915 年3月经同学Scofield Thayer 介绍认识薇薇安的，6 月就结了婚。薇薇安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显然并不适合家庭生活，习惯性的失眠、头痛、高烧、结肠炎、月经不调、情绪失控，很快就让艾略特感到心力交瘁。他十分担心，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留下这么一位妻子，她该如何生活下去。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进入了劳埃德银行。之所以会在“殖民地与海外国家”部门获得职位，据说是因为对方误以为他是位外语达人——他在哈佛大学学过梵文，通晓法语、意大利语，对于挪威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瑞典语也都有过接触。而对他来说，在银行工作的便利在于晚上能有足够的时间写作，当时他已为《New Statesman》供稿数年，诸如《The Dial》和《Century》等美国文学杂志，也开始向他约稿。

    进入银行工作后，艾略特和妻子的身体状况都有所好转，这一点从他那几年的来往信件中也能明显看出：“之前我在家的时候，薇薇安十分担心我的健康——那阵子真是越来越糟糕。现在我已经好多了，而且心情愉快，而她看来也比以前要更快乐。我还发现，最近我的创作力也比过去强了。”似乎可以推断，正是这份银行工作所致。在给父亲的信件中，他描述道：“白天我整个人都泡在外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这真是一件平和的工作，而且非常有意思，你还能用到一些推理能力。”薇薇安更是兴奋地在信中告诉自己的婆婆，艾略特考虑要把这当成一份能赚钱的事业来好好发展，“能有这样的好发展，我俩都感到非常惊喜，他的每一位朋友也看出来，自打进银行工作，汤姆的健康、气色、精神和文字产量都有长足发展。目前看来，这份工作显然很适合他。他对财务很感兴趣，之前没看出来，他在这个方面还真挺有能力的。”薇薇安乐观地估计，丈夫一定能做好这份工作，既能赚到钱，又能写好诗，前景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