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没过多久，艾略特接下一份兼职，为《Egoist》杂志担任特约编辑，这为他的健康状况带来一丝隐忧。在银行工作的八年里，他始终在是否转行当编辑的念头间摇摆不定。1919 年，John Middleton Murry（英国多产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第二任丈夫）找他当《Athenaeum》副主编，艾略特写信告诉母亲：“Murry 很想拉我过去当副手，他说全英国就看中我一人”。他还心思缜密地详细列出了编辑工作的优缺点，优点不过是一笔带过的“更高的薪水和社会地位”等，反倒是缺点写得相当详细：“4. 编辑工作可能比银行工作更累人；对于我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说，也没比银行工作能多扯上丝毫关系。5.银行前不久刚调动过我的岗位，相比之前要有意思得多，不再是一成不变地例行公事，而是研究性质的——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而且我现在算是能独当一面了。”此外他还提到了银行工作的稳定性，Murry只能向他保证一份两年的合同，而且没机会涨薪水。众所周知，艾略特是位反浪漫主义诗人，不仅坚信“英语文学早在1800年就完蛋了”，而且对于需要冒险的事也兴趣缺缺。文如其人，艾略特终其一生都是个保守派。

    于是他继续在银行坐班，正如他在信中告诉母亲的，主要有两重原因，一是为生活考虑，一是为内心需求：“银行的工作，能让人看到高薪的希望。我了解这些同事，也很喜欢他们，他们也都喜欢我，和他们在一起，我有种踏实的感觉。”而且在他看来，银行工作还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在银行工作，我能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对伦敦舆论、英语文学施加影响。我是个公认的不偏不倚的评论家，有那么一个精英小圈子的人视我为英国范围内，当下最优秀的评论家、最优秀的诗人。”那几年里，他一边继续发表文学评论和诗歌作品，一边在银行里按部就班地加薪升职。1923 年，他当上了经济情报部的一把手，这样也就更难下决心辞职了。

    从1917年起，艾略特白天在英国劳埃德银行担任文员，晚上则从事创作。直至1925年10月

    “与劳埃德银行断了关系，真正痛彻我心”

    然而，艾略特的朋友们并未放弃。艾兹拉·庞德等人定下一个名为 “才子”的计划，希望能找到三十名金主，每人每年出资10 英镑，给艾略特筹措出每年300 镑的“薪水”，这样他就能放弃银行工作，安心创作了。庞德在计划书中写道：“这显然不是艾略特在寻求帮助，而是我们背着他策划了这一切。事实就是，银行工作令他的诗歌产量下降，令他的散文变得乏味。去年冬天他病倒了，休息了三个月，正是在这期间写出了《荒原》，那可能是英国现代诗歌运动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作品，绝不亚于1900 年以来任何一部优秀作品，即使对比济慈、勃朗宁和雪莱的任何佳作，也都毫不逊色。”但艾略特对于“才子”计划却并不领情，他反对的理由还是三个字：不稳定。1922 年6 月，他在写给友人RichardAldington（英国诗人、传记作家，曾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立传）的信中提到：“一笔仅仅只能维持五年或十年的不确定收入，我看不出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

    不久，“才子”计划被媒体公开，彻底宣告失败。银行方面得知后会怎么想？艾略特是否感到尴尬？不得而 知。但在1922 年11 月回复庞德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当然也想要离开银行，我当然也不愿想象自己就要在那里度过余生。”接下来，他又花了很大篇幅再次重申无法接受 “才子”计划的原因：对他自己，对薇薇安，都不算是长期的饭票。

    不过，最终艾略特还是做出了辞职的决定。出版商Geoffrey Faber 在1925 年成立Faber andGwyer 出版社，经过朋友推荐认识了艾略特。当时艾略特自己手里也有本刊物——大名鼎鼎的《The Criterion》季刊，身为主编的他为之劳心劳力，却无法得到投资人罗瑟米尔子爵夫人的认同，屡次提出的加薪要求也石沉大海。Faber 倒是十分欣赏艾略特的创作水平和编辑水准，两人谈妥价码后，艾略特终于下定决心告别劳埃德银行，转投这份既安定又有希望的文学顾问、编辑工作。在写给劳埃德银行的辞职信中，艾略特给出的理由是“必须要找份新工作，能让我有时间料理家务问题”。所谓家务问题，指的自然是薇薇安每况愈下的健康问题。整封辞职信里他都不曾提到文学创作的事，而是以平实谦和、情真意切的文字为自己的离去感到遗憾，请求对方的谅解。信的末尾，他总结说：“此时此刻，我已难过得失去所有感觉；但我心里清楚地知道，以这种与其说是辞职，不如说是背弃的方式，就此与劳埃德银行断了关系，真正痛彻我心。不仅现在如此，恐怕这痛今后也会一直伴随着我。”

    1947 年1 月22 日，薇薇安在她长期居住的精神病院中，因心脏病去世，享年58 岁。
    1948 年，艾略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95 年，成立200 多年的劳埃德银行与TSB 银行合并，更名为劳埃德TBS 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