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在英国的专业训练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陆建德：我大学是读外文系的英语语言文学，留学主要也是学英国文学，当然兴趣有时候又不完全是局限在那里。我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利维斯的，他是剑桥二十世纪的批评家。英国读博士不需要学分，只要通过博士论文即可，不像在美国读博士那样辛苦。换句话说，美国大学对博士学位候选人的专业基础有更高的要求。
　　我在剑桥可以随便听课(都是为本科生开的)或参加讨论会(seminar，主要由研究生参加)，自由得很，经常见导师，谈读书心得，交作业(或长或短的文章)。写不出东西来的时候会很焦虑。剑桥的本科生教育是值得羡慕的，通过英国文学的本科生考试(叫Tripos)非常难，那些考卷体现了剑桥英文系的传统。外国学生没有经过这一阶段的磨练和考验，很可惜，所谓的“专业训练”打了很大的折扣，也可以说是占便宜了，是有点难为情的。不过英文系博士论文有较高的淘汰率，虽然学位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最大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不大说得出来，也许是学会一种说话方式吧。
　　南都：上世纪九十年代你回到社科院外文所时是什么状况？社科院当时不少老先生都还在吗？
　　陆建德：我到外文所报到是1990年秋，过了1991年元旦上班，当时冯至先生已经退休了，他有时回到所里开会，因此也见得到。卞之琳先生见得多一些。2000年12月，所里准备趁《卞之琳译文集》出版要为他做九十大寿，想不到他12月2日去世了，结果生日庆贺变成了追思会。那个会还是我主持的，至今仍记得两位卞先生学生辈的老翻译家的发言，他们大概是互相不大服气吧。
　　戈宝权先生也是在那年去世的。九十年代的时候外文所英美室的好几位先生(董衡巽、薛鸿时、郑土生)常去钱锺书先生家，上班时经常说到钱杨两位，但我从来没有表示想去拜见他们，不好意思占用他们的时间。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学问不够，没有能力跟钱先生对话。回想起来非常遗憾，从未见过钱先生。后来因外文所的工作关系经常见杨绛先生，听她讲话真是一种乐趣。调到文学所以后就不大见她了。袁可嘉先生比较熟，他大概在1996年去了美国，他每次回国的时候，只要身体允许，就会回到所里看看，我们也去看望他。
　　南都：英语文学中对你触动比较大的是什么？
　　陆建德：有个认识是可以谈的，那就是文学批评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学批评，所谓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批评家无形中有着社会责任，对文学的关心也是对语言品质的关心，对产生这种文学的社会和文化的关心。我自己在读英国文学和相关的批评时发现道德关怀从来没有间断过，人们很少就文学来谈文学。把文学看作一种独立于社会与历史的创作活动来欣赏，这种传统好像在英国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英语文学和中国文学其实是相通的，不存在本质上的隔阂。小说创造出一个一个虚构的可能的世界，它们跟现实生活实际上联系特别紧密。人们阅读小说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带进去，同时又试图超越这些经验。一个人生活阅历再丰富也是有限的，但是你通过小说可以进入很多不同的世界，很多人物的内心。
　　19世纪英国批评家阿诺德就主张把文学批评理解为关于“应该如何生活”的讨论。怎么生活，其实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每个人都有关联，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自己觉得读英国文学或外国文学，收获还是蛮多的。再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学，有时候会有一些新的比较的眼光。

　　在中国研究英语文学要有本土意识

　　南都：这种比较的眼光是怎么样的？具体如何作用？
　　陆建德：我们读外国文学的时候，其实无形中带着已经读过的中国文学提供给我们的无形的参照体系。阅读过程也是一直不断的互相参照的过程。参照眼光对个人的成长作用特别巨大。
　　一个人可能一直属于某个文化，但是要对这文化有更深的认识，需要保持一点距离，有时候要通过一个陌生人的眼睛来回观自己，这就是我们说的他者的眼光。没有离开过家乡的人未必知道家乡的特点。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对其他的文化也有亲密的接触，比如像陈寅恪、王国维，他们自己国学功夫非常好，强调自己文化的本位，但是他们又积极地、创造性地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文化，最终又给自己的文化带来新的境界，包括王国维的境界说。
　　南都：所以你觉得还是要有本土的意识？
　　陆建德：在中国研究英国文学，或者英语文学，总是希望它和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壤发生某种关系。并不是说我研究英国文学，然后就跟英国人的兴趣一模一样。从来不是这样。我并不排斥这种差别，不过也不想过分强调这种差别。我觉得生活在中国，有一种本土的感觉，有时候也许是另外一种资源，你会带着新的问题意识去读一些作品。以我的理解，本土意识并不是处处要为一切中国的东西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