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格调》是那种热爱生活，赞美城市，迷恋上海，一唱三叹的咏叹调，调门蛮高的。近几年，上海街头的流行语是“腔调”，常看见一位艺人说：“做人要有腔调”。放到书里，作者们抿嘴说：“格调”，不是“腔调＂。我们这一代人对上海文化的肯定，有时候会有一些夸张。我们今天遇见的纽约客、伦敦人、巴黎人，固然也都会暗赞自己城市的繁华、丰富和优雅，都市客的夸耀，在所难免，但会比较含蓄。强劲的“现代化”过去以后，骄傲的城市人会比较平静，不再那么傲视“落后”和“乡村”，乃至于向往田园，回归自然。现代人更重视对于自己生存状态的批判意识，于是反省和反讽，也就比夸耀和夸张更有力量。但是，作为一个同城同代同思考的人，我对《上海格调》中的高调的夸耀，仍然很能理解。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没有完成“现代化”，我们还在呼唤“现代性”。 （文：李天纲）

    小南门警钟楼，上海的埃菲尔铁塔

    离着乔家路还有两个街区，在重重叠叠的屋顶森林里，小南门警钟楼雄鸡一般，高昂着骄傲的脖子，穿越而出，霸道，不可一世。

    明末清初，老城厢多为木结构民居。一点火星，便是一片火灾。1909年6月29日，上海救火联合会在信成银行召开特别议事会。

    鉴于上海人口稠密，屋舍毗连，议决建筑钟楼。由朱志尧负责，求新厂制造。

    朱志尧是求新造船厂的创办人，也是上海著名的慈善家。20世纪初期的上海，除江南制造局外，民营轮船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要数朱志尧的求新厂。

    朱志尧家族在绍兴路、金神父路上有大片的地产。

    朱家主人住在绍兴路5号，一幢华美的大洋房，西班牙古堡样式，黑色镂花铁门，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大厅的台阶边。花园很大，打网球，骑自行车，游刃有余。家里的小姐生日，请来同学，在草坪上开派对，留声机里是爵士和法国女歌星。家族历史类似宋庆龄的父亲，在教会里任职，亦经营商业。

    在这栋楼里，有过地下抗日组织的秘密电台，孵育了中国第一支爵士乐队，也有过无数名人名媛的轶事。

    朱家人信奉慈悲，每每出门，都在衣袋里放一些铜币，撒给街上的乞丐。

    此番建造警钟楼，保佑百姓生灵，只当是慈善，不计较钱两。

    1910年6月18日，举行钟楼落成典礼。

    钟楼高35.2米，钢材制造，重达4300多斤，结构采用中国传统玉雕的镂刻法，一层套着一层，一环牵着一环，雄伟壮观，也精巧玲珑。塔中央有螺旋梯，铸铁镂花，坚固精美。此楼是当时上海最高点。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上海革命领导人陈其美等决定起义响应。11月3日，以小南门救火联合会钟楼钟声为信号，上海商团各部、敢死队等聚集南市，宣布上海起义。

    夏天里，周围的小孩子，偷偷跑进钟楼的院子里捉蟋蟀，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登楼望远。

    人雁南飞，风沙迷眼处，一个世纪悄然逝去。钟楼的每一级阶梯上，如同碑林墨迹，爬满了历史。城门没有了，城墙没有了，那塔，便成了老城厢最醒目的坐标，是上海字典里的埃菲尔铁塔。

    爱因斯坦惊鸿一瞥

    站在塔上，乔家路上的梓园尽收眼底。

    高高的门楣，任风吹雨打，世事变迁，“梓园”二字深深地镌刻在石头的筋骨上，如同伏笔，晕开了结局。

    是午后，弄堂口，闲坐几位老人，孵在日光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时事，说着邻里，说着柴米油盐。

    进得院子，但见一架推土机，如巨型的、战败的变形金刚，锈蚀的铁爪，无力地垂在地上。绕过横七竖八撇弃在那里的工具，兜兜转转，在二楼回廊的转角处，见到了传说中的戏台子，倚在院子的墙边，七零八落，伤痕累累，一副林黛玉受了委屈的样子。梅兰芳的水袖，周信芳的皂靴，哗啦啦的叫好、洒在戏台子上的赏钱，了然无声、无痕。

    一扇门前挂晾着衣服。

    敲门问路，只道是外地新聘的工人，全然不知院子的历史。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访问上海。

    梓园主人、海上闻人王一亭封帖子，盛邀爱因斯坦和夫人来园子一游。

    自然是留饭。一顿辉煌丰盛的晚宴。

    花梨木云母石圆桌，银餐具水晶杯，八大碟八小碟前菜，八热炒四大件主菜，甜咸甜心16件，两道汤品间演绎着菊花蒸蟹温酒赋诗的文人传统。

    窗外的戏台上，丝竹声声，如幽兰睡莲。无关风月，全是风月。

    这样的阵势，连尼德兰人也叹息不如。

    爱因斯坦对上海惊鸿一瞥。日后回忆道：“在那没完没了的宴席上，尽是连欧洲人也难以想象的悖德的美味佳肴。”

    爱因斯坦的夫人爱尔莎惊呼：“光是这些粮食就足够我吃上一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