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他晚走

　　1957年，著名翻译家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达十次之多。傅雷是老实人，以学术的态度对待政治。有就是有，没有，打死也没有。因为他的倔强，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1958年，“反右补课”中，傅雷却再也无法幸免。那天，傅雷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家。

　　晚饭时间，桌上摆着葡萄酒、水晶杯，花瓶里插着院子里刚折来的粉色玫瑰，主菜是牛肉炖汤。

　　听见傅雷的脚步，夫人朱梅馥站在楼梯转弯那个圆弧处等着。

　　傅雷见到夫人，那一向的铮骨，一时间统统变成了委屈和脆弱。

　　他扶着夫人的肩，进屋，关上门，握着水杯，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

　　朱梅馥无言，只把傅雷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轻轻地抚摸着。面前的这个男人，就像是在学校里被人欺负了的小学生。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狂潮席卷中国。

　　傅雷预感自己在劫难逃。

　　他对前来探望的同道周煦良道：“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8月，淮海路上，红卫兵追赶着穿高跟鞋和窄腿裤的女子。一向文文雅雅、规规矩矩的女人自然是跑不过红卫兵的，她们被按倒在地，剪了裤腿，剃了阴阳头，鞋子当众焚烧。

　　戴着臂章的人，冲进傅雷家里，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辱骂、殴打，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长凳上戴高帽，花园里的月季连根拔起……傅雷觉得已失去了在大地上逗留的理由。他是天鹅，不愿意低下高贵的头颅。他不再妥协，不再与生命讲和。

　　妻子朱梅馥，没有犹豫，没有异议，坚定地、安静地陪着傅雷一起去了。户籍警察左安民闻讯赶来，看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里面装着一些钱、物，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伟大的领导人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二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一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一个人，在临死前，冷静、清晰、周密地写下了遗书，写下了对这个世界的最后的眷顾。别人所托的事情，保姆的生活补助，火葬费，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照单誊录。因为需要别人来执行遗嘱，觉得叨烦了别人，在遗嘱的末尾，深深地抱歉。

　　朱梅馥，傅雷家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接受的是西方教会学校的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是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主义、贤妻良母的做派。

　　傅雷一生凡事严谨，追求完美。对自己和对别人都要求甚高。当年翻译法国文学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改动一字一句。傅雷把这种严肃的为文之风亦用在教子上。

　　傅雷的《傅雷家书》，曾经是一代父母养儿育女的经典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