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做人不能没腔调，但更要有格调。什么才是“上海格调”？新书《上海格调》（淳子、伟立著，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文笔优美，气格优雅，以衣、食、住、行、玩为主要线索，讲述真正有格调的上海人如何对待自己、他人，如何生活，怎样看待生命，兼顾上海的历史与当下。

　　盛家女子超然物外

　　初春，坐在卢湾区图书馆的小楼里。
　　院子里的玉兰树，灰青的枝头上，几朵粉白，似花非花的样子，衬托出《青玉案》中“试问闲愁”的濡湿。馆长亲自搬来一摞子的民国旧报纸。
　　顺手，掸去上面的尘埃。总是嫌灯光黯淡，因为字迹太小。喝着馆长泡的雨前龙井，抱着可有可无的心绪，把老黄的旧纸一页页翻检过去。
　　一个骨感的女子入得画来。那种苏州人的瘦。那种丁香般淡淡的愁。她叫盛佩玉，是清朝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孙女。她的母亲亦是苏州美女，嫁给盛宣怀的长子盛昌颐做妾，住在外面的小公馆。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只好做了曹禺戏剧《雷雨》中的鲁妈，留下了孩子，另嫁作他人妇了。盛佩玉的丈夫是盛宣怀的外孙，盛家四小姐的儿子，著名出版家邵洵美。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是他们的证婚人。
　　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战火，人们纷纷逃亡租界。
　　当时，邵洵美的红粉知己、美国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拿到了特别通行证，驾车去杨树浦帮助盛佩玉搬家。炸弹不时地落下来，空气中弥散着硫磺的味道。盛佩玉镇定地从玻璃橱里拿出了一套咖啡具，装进了逃难的箱子里。她心想：“打仗，咖啡总归还是要喝的。”
　　日子越来越难，盛佩玉不愿意求人，只有靠典当暂度。一天，盛佩玉收到典当行的通知，典当的钻石已经到期了。佩玉没有钱把东西赎回来，又不愿意去借钱。借钱是失身份的。佩玉道：“就让那些宝贝给当铺吃进了。没有首饰，也无损我的颜色的！”
　　解放以后，盛佩玉做了居委会里的小组长。他们在淮海路的房子先是借给居委会开食堂，后来又借给居委会办托儿所。一大家子人，就剩了一间屋子。
　　邵洵美身体不好，她就把这间房子留给了丈夫，自己去江苏路的女婿家落脚。
　　那个时代，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盛佩玉来到女婿家，惊讶地看见了张爱玲的继母孙用番租住在一个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孙用番的父亲是做过民国政府总理的孙宝琦，与盛宣怀家是亲家。弄堂里的小孩子都叫孙用番“姑姑”，她是一位高雅的老太太，面容端庄，极有风度，老了，依旧还是白皙，到底是享过福的人，身段还摆在那里的，脑子亦是清楚得不得了。标标准准的京片子，很有一些舞台的味道。孙用番会注射，弄堂里有小孩子生病，就请她过去打针。她孤身一人，却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和邻居合用一个保姆，冲冲热水瓶，磨磨芝麻粉。她喜欢弄堂里乖的小孩，把他们叫来，给他们吃蜜饯、糖果、芝麻糊。她一直是靠变卖家产来维持晚年生活的。早先，她的房间虽逼仄，家具都是值钱的老货，座钟、相架都精致美观，连盛芝麻糊的碗盏、调羹都是古董。她半盲以后，五官在脸上都走位了，手里的拐杖依然还是德国的老货色。
　　她的身体无可奈何地衰弱下去，家具也越卖越少。但是当她出现在弄堂里的时候，依旧是一个干干净净、腰板笔直的老太太，哪里肯随便地将息。这是体面，也是尊严。盛佩玉自然知道张爱玲与继母间的纠结。她道：“孙用番一直照料着张爱玲的父亲，替他送终，这已经足够了。”语气里满是悲悯。
　　盛佩玉在南京居住时，买了几个鸭肫干寄给邵洵美。
　　洵美回信说，不舍得吃，挂在那里，用舌尖浅尝辄止。
　　盛佩玉得了癌症，医生说，少抽烟吧。
　　一晚，是冬至，盛佩玉托出烟缸道：“此刻，我吸今生最后一支烟。”就此戒了，没有一点点的牵丝攀藤。
　　这一代豪门闺秀，大富大贵，大起大落，有辛酸，却没有抱怨，处变不惊，随遇而安，超然物外，修成圆觉。
　　出得小楼，已是黄昏，正下着雨，小径旁的竹子，有潇湘馆里的雨声。馆长在身后道：“就一起吃晚饭吧，咸肉菜饭黄豆汤，还有评弹。”
　　于是折回去，任往事在上海人的食谱里，在零落的吴侬琵琶里，欲语还休。

　　“闲话”里的那点骨气

　　我一直觉得上海话是很虚心的，无论想讲什么意思，都自谦为“闲话”。在上海方言里是没有单音节的“话”字的，只要是嘴巴里讲出来的都是“闲话”，即使是郑重其事的要言警句。
　　上海的吴阿姨对邻居、北方人李太太讲：“我规规矩矩脱侬讲几句要紧闲话。”李太太听起来，闲话多少有些多余、无聊的意思，能有啥要紧的呢？吴阿姨强调的“规规矩矩”到底还是落空的。
　　但是，上海人大多还是守着上海话自命清高，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屑讲普通话的，谁开口讲普通话，通常都会被揶揄为“开国语”。意思里，像是一个平头百姓硬着头皮讲“官话”，狗嘴里吐“象牙”，自以为起了身价。
　　大约是由于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缘故，上海人对京城官话的官僚傲气很敏感，感到官话实在不如上海闲话的乡音更近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