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之间都讲上海闲话，他们只跟外地人讲普通话，但是会有意无意地不标准，带点吴音苏腔。
　　上海古属吴地，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苏州是吴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苏州话过去是上海士绅、大户人家的日常用语。
　　在上海，能说一口略带些苏州口音上海话的，因为大多出身“大人家”（因为嫌避铜臭，上海人喜欢将“有铜钿”的人家称作“大人家”或“好人家”），教养规矩也多，自然比较高贵，都看不起那些说带着苏北或北方口音上海话的人。因为旧上海的苦力和底层粗活多是苏北人和北方人干的，嗓门大，脏词多。
　　苏州话多舌尖音，西菜的“西”讲成英语ABC的“C”；“搿个事体我倒是不晓得呀”，“晓”就是带舌尖音；“伊老触气格”，“气”也发舌尖音；“过一歇我打电话拨侬”，“歇”照例还是舌尖音。
　　如今，在各地方言中，除了苏州话以舌尖音为主，似乎也只有上海人是最善于发舌尖音了，这也可能与上海人较早学英语有关，因为英语中也有许多舌尖音。
　　吴音苏腔滋养了上海人糯软、温婉的说话腔，即使讲普通话，也讲究低声清丽、矜持适宜。
　　有格调的上海人交谈的音量一般只够当事人听见，旁边的人根本无法听清。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或打手机，在他们看来就是有失身份、缺乏教养，背地里嗤之以鼻。
　　上海人是将“闲话”看作一个人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的告示牌的，很多时候，他们讲闲话所展示的个人形象的意义，远远大于闲话所表达的内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曾流传过两位耄耋老人的佳话。这对老夫妻已经相伴69年了，丈夫李九皋91岁，妻子陈素任96岁。
　　1936年，李九皋在电台当英文音乐节目播音员，“大人家”出身的“陈四小姐”陈素任迷上了他的声音，经常打电话进去点歌。
　　有一次，陈素任去做头发，跟店老板闲聊起她迷恋李九皋的声音，店老板随意应答说：“这个英文主播是我的同学，你想认识他吗？”
　　陈素任是个个性很强的人，当年曾不顾家庭反对，坚持学骑自行车，上街抛头露面兜风；后来又执意学开汽车，带着同学开着汽车风光时髦；甚至向刚刚成立的中国飞行社缴了昂贵的学费，学开飞机，成了飞行社的第一批女飞行员。
　　陈素任通过店老板认识了李九皋，两人就开始了热恋的玫瑰人生。他们相濡以沫地走过了几十年风雨磨难、生离死别的日日夜夜，步入耄耋之年，晚年生活的浪漫格调还是让上海滩的后生们惊艳。
　　两老家的附近有家名菜馆，陈素任腿脚不好，李九皋就每天晚上搀着她上这家菜馆吃饭。
　　一连十几年，每天坐在固定的座位，点几样精致的小菜。回家后，两老像集邮一样收集起上千张用餐的收据，珍藏那份温馨的醉意。
　　“文革”中，丈夫李九皋被关起来了，他们刚刚毕业分配在瑞金医院当医生的儿子，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了牵连，他的清高孤傲忍受不了侮辱迫害，自杀身亡。
　　医院派人告知这个噩耗时，陈素任正在家里剥毛豆，她一听愣住了，轻声缓慢地对来人讲了一句“谢谢侬”，然后低下头继续剥她的毛豆。直到那篮子里的毛豆剥完，她起身用手掸掉衣襟上的尘屑，收拾那堆空豆荚时，眼泪才“哗”地全部涌了出来。
　　医院派去的人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他来前心中设想过女人听到噩耗后的各种反应，或晕厥过去，或失声痛哭，或破口大骂，或者揪住他叫嚷：“还我儿子！”可是，这个上海女人“谢谢侬”三个字中的矜持冷峻，却让他毫无思想准备，不寒而栗。
　　上海闲话中内敛的功底是多年修炼而得的，城市文明是长期熏陶而成的，浸润着上海人“讲究面子”、“以柔克刚”的低调精髓。
　　也许是因为开埠较早，上海人很早就相信了本·琼生三个世纪前的那个说法：“语言最能表现一个人。一张口，我就能了解你。”
　　过去的绅士淑女们唯恐自己的言语冒犯了别人，妨碍了自己的形象，因而对那些巧妙委婉的表达方式心醉神迷。
　　他们不但操练语音语调的温婉亲和，而且讲究用词的委婉高雅，回避粗野低俗的流行语。他们不会把出租车叫“差头”，也不肯将去洗手间称作“上厕所”。
　　费玉清不是上海人，但是他在上海的人缘很好。他祖籍安徽，却从来没有在安徽开过个人演唱会。他也曾到北京等地演唱，大多是蜻蜓点水。唯独在上海，他连续举办了七年（其中两年与蔡琴合作）演唱会。虽然，总是那点简单的舞台背景，总是那套规矩淡雅的西装，总是那些熟悉的旧歌老调，但是，上海人还是迷恋他，追捧他，票房始终很可观。
　　上海人喜欢费玉清是有道理的。费玉清讲话不紧不慢的语速、不高不低的语调，内敛着谦谦君子的从容不迫和矜持自信，别的外埠演员是学不来的。
　　费玉清会真诚谦卑地对台下的观众说：“让你们破费了。”
　　有一次，他唱《一剪梅》唱出了眼泪，唱完后他没有解释自己因为唱动情而落泪，而是浅浅一鞠躬，说：“对不起，失礼了，失礼了。”
　　周杰伦是不会这样说话的，周立波也不会这样说，虽然他是个道地的上海人。上海闲话讲起来腔调与格调还是不一样的。
　　上海闲话是虚心的，但是，骨子里却傲着一座独领风骚、一览众山的峰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