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小说并未停留于此，作者还把笔触伸向社会的上层与底层，社会的两极的生活如此不同。上层什么都吃腻了，生命的课题是节食与减肥，她们需要小东一家去做客时带去的是鹹菜鹹萝卜。而在社会底层，穷人们为了一口饭吃，简直无奇不有，“无所不用其极”。能找到一份工作“卖力”算是幸运，倘若无法“卖力”，则有肉卖肉，有灵卖灵。读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涂脂抹粉去“脱衣舞”场上班的故事和一个“垮掉青年”在樱花时节里向游客倾诉自己为了一口饭吃而卖身给两个老女人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后者，那个名字叫做“大卫”的小伙子，父亲在中国城的餐馆里打杂，母亲在车衣厂做工。十七岁时他因一时冲动而离家出走。然后糊里糊涂地坐上“灰狗”（大巴士车）直奔拉斯维加斯，一路上被颠簸得五腑六脏都要从嘴里跳出来，辛苦不算什么，接下去便是无路可走，无饭可吃。为了活下去，他到处找工作，帮人打扫房屋，清理下水道，替富人捡狗屎，但还是难以活下去。最后，他竟然宣布：“只要给钱，我什么都服务都做，甚至男人。”他除了先后担任两个老女人的“包养男人”之外，便是充当“男妓”。包养他的第二个女人是俄国新贵，这个变态女性只和二十岁以下的小“鸭”上床，经验老道，心狠手辣，而且是一个性施虐狂。“每次做爱的时候，她都要把大卫紧紧绑在床上，然后鞭打、刀割甚至烧灼。她要看到大卫啼哭叫喊一直到大声求饶，求饶声越大她就越兴奋，甚至亢奋得不能自制。事后，大卫便会得到令他甘心情愿忍受这遍体鳞伤的报酬。大卫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坏人，他在浑身是病的时候，只求父母能原谅他，让他最后见一面。他的人性还在，其所以充当“肉人”，充当动物，充当玩物，只是为了生存。《吃饭》作者写到这些故事时，才写到美国生活中那些鲜为人知的“质地”，那是自由世界另一面的真实。由此，也才让人感到，吃饭，这是一个多么残酷、多么尖锐、多么致命的问题。没有饭吃，会把一个人推到多荒诞、多黑暗的地步。没有饭吃，不仅没有自由，而且没有尊严，甚至连做人的最起码的、区别于禽兽的尊严都没有。“只要有钱，我什么服务都做，甚至男人”，名为大卫的小伙子这一绝望中的宣言，是无耻，但也是无奈，它揭示人性的脆弱，更揭示生存的残酷。而另一种人，即常称成为“知识分子”的人，在小说中则是另一种绝境。他们不是“卖肉”，而是“卖灵”。所谓“卖灵”，是指顾不得那么多书生面子了。作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但她为了多赚几个钱，也在周末到餐馆“充当任人使唤的下人”。特别有意思的是，男老板还特意给她一条带着一个大口袋的围裙。这口袋是装小费用的。尽管干活辛苦，但胸前口袋不断鼓胀，却使她兴奋不已。所以她对丈夫说：“这个资本主义已经把我的士大夫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念头统统洗涤到下水道里去了。”

    《吃饭》作者说“唯有读书高”的念头被冲到下水道去还属于“自嘲”，而她周围有些从国内出来的“士人”才真的活得完全没有尊严。《吃饭》作者在D城周刊工作时，遇到一个名叫“毕芦”（人们称他“毕教授”）的“士人”，他虽然能写点新闻稿，却没有固定的工作，偶尔到“周刊”里打点“写稿工”总是神色紧张，饿兮兮的，上班时竟背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垃圾袋。女老板出门时，她立即走到洗手间，把老板刚刚吃完午饭还没有刷洗的饭盒和筷子刷洗一遍，用手纸擦干，然后装入他的垃圾袋里。这个在大陆因为当过右派分子的“士人”，到了海外仍然心有余悸，饥饿的阴影总是笼罩着他，有时竟然连续吃了五盒蛋炒饭。他每周到孤儿院去义务劳动两小时，也是为了把孤儿们吃剩下的饭拿回家。大约是读到这些故事，连李泽厚都说，东东小说写得很真实，但有些地方是不是有些“夸张”？而我则认为，李泽厚先生和我一样，早已远离社会底层那些为饭食而挣扎的人们了。尽管以最明确的语言说明“吃饭”乃是人生第一要义，但要深知人生的艰辛与残酷，那还是得自己去体验。小东体验得多些，所以她明白没有饭吃时可以让“士人”斯文扫地，于是写出了真切的小说。而我们体验得少一些，则只能从小东提供的故事里，更加深化对于“吃饭哲学”的认识，觉得“吃饭”问题的确是极大的问题。所谓“人权”、“人道”，离开“吃饭”，只能是一句空话。最大的善，应是让人类得以生存与延续；绝对的“真”（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让人类得以生存、温饱与发展。那些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家，不过是一些徒作空言、不食人间烟火的空谈家。而那些嘲笑“吃饭哲学”的高士雅人，更是一些不知人间疾苦也不知众生温饱乃国家第一大事的高调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