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门，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一路跨过日晷、砖径和火红的花园——最后跑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于奔跑的势头，爽性变成绿油油的常春藤，沿着墙往上爬。

    这是盖茨比的派对——

    在他蔚蓝的花园里，男男女女像飞蛾一般在笑语、香槟和繁星中间来来往往……每星期五，五箱橙子和柠檬从纽约一家水果行送到……大批包办筵席的人从城里下来，带来好几百英尺帆布帐篷和无数的彩色电灯，足以把盖茨比巨大的花园布置得像一棵圣诞树……七点以前乐队到达，决不是什么五人小乐队，而是配备齐全的整班人马，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应有尽有……大地蹒跚着离开太阳，电灯显得更亮，此刻乐队正在奏黄色鸡尾酒会音乐，于是大合唱般的人声又提高了一个音调。

    全书九章，盖茨比的派对，占了整整一章。看得出，菲茨杰拉德描写这些派对那叫一个得心应手，不仅程序、细节周全，人物、气韵生动，而且，派对上的乐队和水果，太阳和灯光一样，既是那个时代的“物质”，也是那个时代的“主人”，就像豪宅外的“草坪”，是自己“直奔大门”，然后煽动了“落地长窗”“迎着午后的暖风敞开”，煽动了“白旗一样的窗帘”“吹向天花板上糖花结婚蛋糕似的装饰”。文学史上第一次吧，物质获得和人一样的自由，它们自己行动，自己发声，甚至，它们僭越人的位置抢夺人的力量。从小说第一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屋子里唯一完全静止的东西是一张庞大的长沙发椅”，因为“上面有两个年轻的女人”“身子一动也不动”，而反复响起的电话铃声，在房子中间蹿进蹿出，比活人更有活力。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嘈嘈切切，大珠小珠，菲茨杰拉德让物质世界像童话世界一样开口说话动手动脚，但是这又绝对不是童话世界，菲茨杰拉德很清楚，这个世界马上就要堕落。

    好在，离最后的堕落，还有几年。这几年，有的叫它喧嚣的二十年代，有的称它爵士时代。1919年一战结束在前，1929年大萧条在后，中间十年，没有纲领没有方向，但是，年轻的文化英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心怀叛离，小鹿乱撞，同时却又辨析不了“传统”或“清教”，他们左冲右突地生活，用更多的杜松子酒来批评酒，用更多的欲望来批评性欲，他们挥金如土又满怀讥嘲。总结战争，他们不再使用“为世界民主而战”这样的表达，他们爱用海明威的说法，“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赛事”，“这样一出好戏，我可不能袖手旁观”。

    终于，年轻作家迎来他们的黄金时代，读者不再向小说要求深度和真理，要求历史和探索，这是“油光水滑族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slicker）走向民间的时辰，而在菲茨杰拉德这里，他要开天辟地地把文学中长期分离的金钱和爱情统一起来，把现代价值植入古典价值，把物质主义提升到精神提升到信仰的高度。可是，凭什么？

    菲茨杰拉德的方法是，永远用十七岁的激情注视万事万物，用小说原话，他让他的感觉结构停留在“十七岁的小青年”阶段。

    十七岁，长得比莱昂纳多还要帅的菲茨杰拉德来到普林斯顿，新年舞会上被一个姑娘弄得心神俱醉。而关于这个姑娘，所有传记的重点是，姑娘出身豪门。富家小姐当然是美的，就像菲茨杰拉德后来遇到的妻子姗尔达，就像盖茨比遇到的黛西，无论是对于当事人还是对于今天的读者，千金小姐就意味着绝代佳人，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说法，她们都是梯子那端的人，但是，“他可以攀登上去，如果他独自攀登的话，一登上去他就可以吮吸生命的浆液，大口吞咽那无与伦比的神奇的奶汁”。

    十七岁的穷小子，对富家千金当然应该没有抵抗力，这就像《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如果不对达西的彭伯里动感情，读者就不会喜欢她。不过，菲茨杰拉德毕竟和奥斯丁隔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金钱也拆散了无数对伊丽莎白和达西，菲茨杰拉德不会不知道。但是他心领神会的同时也决意冒险一试，他要用十七岁的心灵去激活老金钱，而年轻的魔法也的确让万千事物获得呼吸。浮华转瞬即逝，可如果许许多多的衬衫能让黛西“号啕大哭”，那么，物质是否也能抒情，金钱也能有自己的深情？

    这是美国的天真，亨利·詹姆斯以来，无论是他早期作品比如《贵妇画像》中的伊莎贝拉，还是晚期代表作《鸽翼》中的米莉，有钱的美国人都这么天真过，浪漫过，梦想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后，艾略特给菲茨杰拉德写信，称他的作品是“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我想，这也是因为，艾略特清晰地看到了菲茨杰拉德对詹姆斯的继承，詹姆斯既怂恿了菲茨杰拉德的梦——假若有钱人对好日子有清晰的憧憬，那么金钱就能帮助人对生命中的各种希望保持最锋利的感受；也终结了菲茨杰拉德的梦——盖茨比永远只能留在十七岁，因为这样的梦只有十七岁的人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