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套书，不能不说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教授，他是这项工程的主要设计师，学术策划人。姜先生具备“通家气象”，学术视野广阔，境界高远。在他的运筹中，“通”者之首义为“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通”者必须“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他还会同其他同辈学者共同规划了“十典百志”的大格局。十典分别为：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十志，按照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结缘，还是“割爱”？

    我与这个项目结缘完全出于一个出版人的文化自觉。1991年5月10日新华社全文转发了萧克将军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萧克将军宣布将着手编撰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当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此事引起了我的重视。1992年9月8日，《人民日报》以半版篇幅刊出了《中华文化通志》十典百志拟目及作者招标要求及办法的《通告》，为《中华文化通志》“十典百志”在全球征集主笔。这部大书的构架深深地吸引了我的注意，第一感觉，这是近年来最有气势和内涵的大型史学著述项目，职业敏感令我急于向编委会探寻这部大书是否落实出版机构。但是询问的结果是，这部大书只考虑交由内地的出版社出版，令我遗憾不已。

    1993年我奉调回沪，年底出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家在史学著作出版方面有着深厚积累的出版机构，此时，我又想起了《中华文化通志》，经第三编辑部主任朱金元同志介绍，我拜会了姜义华教授，通过他与萧克将军的秘书、编委会成员张国琦同志取得了联系。张国琦同志告诉我，编委会曾于1992年10月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商量过出版事宜，但没有结果，现在已经与中央党校出版社达成出版意向，要变更出版社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更具备实力、编辑水准更专业、出版物更优质、更有效益）来向编委会各位专家和作者说明。我带着这个问题回到社里，发动全社讨论如何争取到这部大型著作的出版权，虽然大家都十分认同这部巨著的学术价值与出版价值，但是，当时12卷本《中国通史》和“中国断代史系列”等大型出版工程正在“斜坡上”（都仅出版了一小部分），而且这部巨著的前期投资（需要100万元的预付）和编辑负荷（约30人的专业编辑投入）都是问题，那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行经营责任制不久，编辑部面临的经济指标考核的压力很大，这部四千万字的大型出版工程要在三年内完成，许多人对于巨大的投资与编辑力量的超常调度产生不少疑问，大多数同志认为“该工程耗费资源巨大”，上海人民出版社不具备上马的条件，应该主动“割爱”，退出竞争。

    细心运筹，争取投资

    那一段时间里，我陷入了沉思之中，我知道对于《中华文化通志》这样意义重大的出版工程，一旦犹豫不决，就可能与该项目“失之交臂”，但是，如果决定争取并承接出版这项任务，不只是一个领导人的魄力问题，而且应该细心运筹，解决好投资、运营、编辑力量、考核等一系列实际问题，才能统一团队意志，说服编委会专家，继而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顺利推进项目。在这个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郁椿德同志站出来支持我出版《中华文化通志》的意见，认为这将极大地提升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地位。《中华文化通志》出版准备工作开始启动。

    第一步是预算外争取项目投资的问题，原本希望编委会出面来争取社会投资，但推进并不顺利，编委会确实拿到了不少社会赞助，但都用在了作者的编写组织上，不可能再来补贴出版经费。于是，我发掘在香港工商界的人脉关系，动员酷爱中华文化的企业家余志明先生资助100万元，解决了前期组织工作与稿酬预付的问题。第二步我决定聘请社内16位退休的资深老编辑，与12位在职历史编辑组成《中华文化通志》编辑部，并调整了考核办法（规定该项目编辑与经济指标脱钩，实行新的目标考核办法），以解决人力资源和激励问题。同时，我制定了三审之间高度衔接的工作流程，以确保编校质量。1995年5月4日至5日，《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分别听取了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叶佐英同志和我关于《中华文化通志》出版准备事宜的汇报，萧克将军代表编委会决定，《中华文化通志》改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