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世博机遇,促进“世纪”腾飞--访世纪出版集团社长陈昕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记者发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频频出现在好几个图书排行榜上。其中,据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公布的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监控数字显示,在全国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5位中,世纪集团从去年9月起,每个月至少有3到5种新书上榜,今年1到3月,上升到每个月有五六种新书上榜;今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统计数据发布,世纪出版集团所属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著作被引用次数在全国出版机构排序中位居第六。去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万人市场调查活动统计显示,上海人民出版社位居全国“读者心中最喜爱的出版社”首位。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财富人生》连续六周高踞上海书城与季风书园的销售榜第一名。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成功推出村上春树作品集之后,近期又重译昆德拉作品重拳出击市场。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才富大考场》,世纪文景公司的《体验微软》等一系列引领图书市场锋头的各类新书,使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能够不断地出现在各种不同性质的排行榜上。这一现象得到业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也正逐步改变过去人们认为上海出版物竞争力不强的看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何以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引起全国出版业的瞩目,他们又是如何找准市场定位,调整出版结构,着手品牌建设的?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社长陈昕。

任重道远,上海出版业仍存在不足    听了我的来意,陈昕社长却把话题引向了上海出版业存在的不足。好多年了,“创新不够”一直被认为是上海出版的一大病灶,甚至有人为上海出版诊断出“十大软肋”,这种说法一方面有它言过其实、不甚准确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着实搔到了上海出版的痒处。新中国成立50多年,上海出版界在全国的相对地位确实呈现下降的态势。下降的参照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繁荣。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年一批老字号出版机构,像中华、商务等纷纷北上,大量优秀出版人才也随之进京,北京替代上海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到了80年代初,全国出版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不少地方出版社面向全国,异军突起,迅速发展壮大。应该看到,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上海出版地位的不断“下降”,实际上是打破了以往出版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畸形态势,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作为上海的出版人,我们更要看到,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胆子还不够大、步子还不够快,进取精神显然落后于一些兄弟省市,尤其是中央出版单位,在新一轮的出版改革发展中,我们原来的领先优势已丧失了很多。

    陈社长接着指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版业的地位,可以用现代出版业结构的框架来分析。现代出版业与传统出版业的区别,首先在于结构上的不同,现代出版业由三大板块构成,即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

    教育出版是个非常明晰的概念,它特指与学习、教育和培训有关的出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国家教育出版在整个出版产业中所占的比例却是与这个国家的出版业发达程度成反比。在美国,教育出版只占到整个出版的35%,而在中国,则占到了近70%。应该看到,教育出版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盈利最高的出版门类,它也是支撑现代出版产业迅速做强做大的骨干领域,从培生、汤姆森、麦克劳·希尔这些国际出版集团来看,教育出版实际上成为它的主干业务。现在大家都已经充分意识到教育出版的重要性,但上海这一块力量目前在全国还比较薄弱,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在全国第一轮的教育改革试点中,上海考虑到发展的优先性,争取到高考单独命题的优惠政策,这就意味着上海的教改有着与全国不同的独立性;但教育的超前客观上割裂了上海教育出版与全国教育图书市场的密切联系,我们在限制外省市教材及相关读物进入上海市场的同时,上海的教材及相关读物也很难打向全国市场,另外,长期笼罩在计划经济下的教育出版,在出版集约化的过程中更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使得上海的教育出版在向外扩张中遇到更多的阻力。据初步分析,上海教材的销售额占全国教材市场的份额仅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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