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的自持与理性的冲动需要巧妙的平衡。做人需要激情，做事需要理性。这对历史学家没有例外。人们没有理由将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著作读作他信仰的低级发挥，以为他的存在就是对某种信仰的强大精神支撑。只有在他离开历史著述的专业领域，就某些当下的国际社会热点发表看法的时候，他才受自己的信仰引领和支配。这个时候，霍布斯鲍姆对自己信仰的陈述与坚持，仅仅代表他私人的意见。只有当他回到严肃的历史学问题上来的时候，才发出的是一个专业历史学家的权威意见。人们没有根据将他的两类论述搅合起来，以对他信仰坚定性的称颂来度量他历史学论述的价值高低。这是两个绝对不能够混淆的问题。

    英雄史观与凡人史观的决断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其历史学的研究中，直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在历史哲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从，二是他在历史研究主题上对底层的长期、持续关注。但促使人去考虑他这两种历史信念的，并不是这些信念本身具有的传奇色彩，而是他这两种信念引导出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问题。尤其让人满怀兴味的，是他的这两种信仰，为何导出了与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著述路向。

　　霍布斯鲍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仰，是他着力论述现代历史的“指导思想”。为人公认的是，霍布斯鲍姆主要是一个现代历史的作家。他甚少关注古典历史和古典文献。这既是他醒目的学术标签，也是他令人瞩目的直接原因。因为人们总是更关注与自己周遭环境相关的那些事情。从他的“年代四部曲”来看，论述的总的路径，确实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路数。他从法国大革命写起，一路下来写了资本的凯歌猛进、资本帝国的成功建构，最终落在20世纪的极端状态上面。这一陈述铺进，已经显示了作者的历史进步观念，以及这一观念中隐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理念：他不为专家撰写这一段历史，而是为普通读者撰写作品；他不为少数人树碑立传，而致力提供宏大的社会史场景；他不为政治史进行独占性论述，而为经济史留下了更多的篇幅。从“双元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起始的历史叙述，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交叠起来重述历史，具有精神上的一贯性。当他在《资本的年代》里陈述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历史时，他依然遵循着以经济生活模式的变化为轴心，论述世界历史变迁的进路。到了撰著《帝国的年代》，作者刻画了一个资本主义乘胜支配世界的画面，这一画面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式的：随着资本的胜利，工人阶级也动员起来了，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加剧了世界的动荡，最后导致了残酷的战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画面，突兀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人类进入一个“极端的年代”。

　　霍布斯鲍姆的现代世界史著述，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贯穿于历史的撰著全过程。从前三部遵循的为普通人写作，到最后一部不得不以规范的注释显示历史学家的做派，写作形式有了些微的变化，但著述的宗旨坚持一贯。不过，篇幅巨大的年代四部曲，从来没有将现代历史的变迁过程写成几个英明领袖登高一招、应者云集的政治传奇史。这与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撰写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史，惯于凸显的英雄史轨迹完全不同。这倒是霍布斯鲍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念的一大写照。难得的就是，他没有将信念上的凡人史观，在历史著述上倒错地写成领袖改造庸众的英雄史观。

　　另一方面，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底层关注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样的一致性，促使他保持了政治信仰与历史研究的连贯性，而不至于陷入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马克思主义信仰与英雄史观的对立窘境。一者，霍布斯鲍姆保持终生的一个历史论述趣味，就是对“非凡小人物”的高度关注。二者，他的历史论述宗旨，一以贯之地以普通读者为中心。三者，他始终将社会运动的主体作为自己保持历史论述兴致和反抗资本权力核心的动力。正是这些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色彩的凡人史观，促使霍布斯鲍姆发现了一般历史学家难以或根本就没有兴趣去发现的、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他甚至认为，“爵士乐是认识美国很好的入门方式”。他甚至语气略带兴奋地说，“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初期，美国已成为恣意追逐利润、不公不义、肆无忌惮、寡廉鲜耻和残酷镇压的代名词。然而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不但洗刷了那些恶名，还大幅向左转。美国显然出现了帮助穷人和工会的政府”，以至于当时“我们竟然能够同时认可美国和苏联”。可见霍布斯鲍姆的凡人史观具有多么强烈的穿透力，让他成功地避免了落入英雄史观的历史论述圈套。凡人史观不是一种僵化的政治信仰，更不是一种受英雄驱遣的政治说教和权谋技巧。凡人史观乃是一种将历史根系在小人物身上的写史进路，一种旨在打破千百年来仅仅以英雄事迹通观人类活动进程惯性的革命性思路。霍布斯鲍姆将那些以人民名义打扮的英雄史观加以横扫。并且他的这一史观实践，将虚伪的人民史观本质上的超级英雄史观面目鲜明地呈现出来，让其无所遁形。这是他的历史观给人以强大冲击力却不为人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