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畛域 

　　霍布斯鲍姆是一个历史学家。史家自有畛域。一方面，史家就其个人品质而言，没有坚强的信念，就不足以站定审视历史的立场。但如何在保持个人信仰的条件下，将历史研究与个人信仰拉开距离，成为其研究品质高低的分水岭。另一方面，史家必须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研究主题。这是史家足以展示他论述一贯性和可信性的条件。否则他的论述就过于杂乱无章，使人丧失阅读兴趣。只是在论述主题选定与围绕主题跳跃之间，需要有一种历史逻辑上的关联性，否则就会被某种先设的主题扭曲历史面目。再一方面，史家应有独特的历史审视目的，他必须借助历史审视，来度量当下的社会生活方式得失。此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也。但这种度量，又不是随意的夸张和抑制，以求将历史学家的主观信念贯穿到历史的书写实践之中。以一种理性克制的态度信守这些戒条的，就是历史学家所为；超出这些范围的思考，似乎就不是历史学家的所为。

　　以这种设定为前提，可以说，霍布斯鲍姆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历史学家。他总是试图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发言，但每每越出历史学家的畛域。他在身份的自我界定时，明确地将自己命名为“历史学家”。为此，他将自己的信仰归入“非典型”的类型。他叙述历史演进的时候，谨慎地遵守辨别真伪的专家技巧，严格地信守历史学家个人对自己著述的自知之明信条，努力将激情驱动的信仰限制在理性的范围内。这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自我克制能力的体现，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素养的明显标志。他多达30余本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评价不一，但大致得到人们的正面对待，便是因为他的这些历史学家品质，获得了超越不同价值信仰的人们的共同敬重所致。

　　同时，霍布斯鲍姆哪怕是非典型的信仰，也对他的历史著述发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他不安心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试图摇身变成一个历史理论家。另一方面，他更是基于自己的信仰，对现实的社会运动极度关注，并以高度的热情介入性地观察。因此，他身不由己地对反主流的社会运动怀抱一种超逾理性的同情，并对替代主流的现代方案心怀一种超过常理的期待。这两种因素的作用，造成他越出历史学家的畛域，人们加予他一身那种极为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同意加反对。在他逝世后的当下评论中，评论者无论立场左右，均有赞扬和贬斥之声，便是因为他的身份复杂性所致。左翼评论者中的赞扬，基本建立在他的信仰以及由信仰所引导的历史著述基础上；左翼评论者中的批评，多半是由于他所持的书斋马克思主义立场。须知一个哪怕不是太客观的观察立场，绝对是无法满足左翼行动者的底线要求的。而右翼评论者中的批评，则对他或强或弱的斯大林主义立场，以及由信仰所引导的历史著述具有的价值，深怀不满；右翼评论者中的赞扬，便是基于切割政治信仰与历史著述的前提，对他所表示的一种学术敬重。

　　霍布斯鲍姆终生勤于著述。但非历史类作品的理论企图，是促使人们发出不同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他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考察，不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加以承诺，而是以一种拒斥性的立场加以批判。这种批判当然具有现实理据。但如果将这样的批判与他共产主义的信仰联系起来，那就不只是一种学术主张，而是对自己政治信仰的现实贯穿而已：民族国家不过是妨碍实现他信仰的社会目标的障碍，因此便不具有认真对待的理由了。至于那种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对立性思维，就似乎可以克制两次世界大战的想法，就更是有些幼稚好笑了。而当他顽强地维护自己的信念，在重大政治变局发生后依然不改初衷，坚定维持既定的政治信念，一方面令人尊重，另一方面似乎也有点冥顽不化。一个与时俱进的个人形象，与历史学家的个人形象更为吻合；而一个哪怕是在最弱的意义上不顾现实变化、顽固地坚守信仰的个性心理，与历史学家的个性心理相去明显较远。加之历史学家的信仰受到他个人兴味的支配，理性的成分就必然下降，感性的因素势必主宰其想法，这更是与严谨的历史学家形象相去何止千里。

　　霍布斯鲍姆经历了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相对于他所说的“掐头去尾的短20世纪”来讲，人生阅历不可谓不长，人生趣味不可谓不丰，人生穿透力不可谓不强。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讲，他不可能不遭遇到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历史研究就是历史研究，试图在历史研究中兼容政治信仰，就不得不艰难地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决战。终其一生，霍布斯鲍姆没有使自己的理性战胜感情，反之亦然。这是任何一个人无法超越的存在境况。但他在亮出自己的历史学家身份时，总体上立定的为学原则是“不为激情所扭曲”。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