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霍布斯鲍姆而言，坚持终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实不是政治化的信仰，而是书斋化的价值偏好。不可否认，他在早期阶段的信仰是有政治取向的。所谓政治取向，其实就是行动取向。但行动的动力消解以后，那便成为一种引导研究生涯的价值趣味。可以说，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一种符号化的信仰，而且是一种历史学家的符号化的信仰。这种符号，仅仅在书斋里的历史研究发挥符号整理的作用，几乎不对现实政治起到什么指导作用。当武器的批判隐匿后，批判的武器便自然而然凸显出来。霍布斯鲍姆借助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保持着对现实制度的执着批判能力。这才是霍布斯鲍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动力。他不准备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颠覆现实的意识形态工具，更不打算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介入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而是明确将之视为改善现实的矫正性理念。这确实是一种符号化的信仰了。这种信仰状态，并不足以给那些持相同信念的人以什么定向鼓舞。

    “信仰”的退隐与“历史”的浮现

　　霍布斯鲍姆确实是以信仰支撑历史研究。但是，比较分析他的政治信仰与历史著作，可以发现，他读者甚众的历史作品，在撰写时信仰实际上已经让位给理性了。这是霍布斯鲍姆足以成为严肃的历史学家的精神前提。在现代背景中，信仰属于观念领域，是个体私人的事务；历史属于公共言说范围，关乎真实事实的严肃记录。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不能为人们所轻视。否则，一个人就无法辨认清楚他面对的事务，究竟是将公共事务私人化了，抑或是将私人事务公共化了。这必然造成他在进行事实陈述的时候，提供给人们一盆搅拌不匀的浆糊。

　　霍布斯鲍姆自然是深明此理的。他清楚地将自己的历史研究定位为“从单一个人经验来阐释世界的历史”，而将自己的个人自传定位为“世界的历史正在形塑个人的经验”。个人与时代的交织，是激发一个历史学家深刻揭示历史真实的强大精神动力。但一个历史学者的理性归宿，必定促使他强制自己“以学者的身份进行写作”。就纯粹私人趣味而言，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他的著述所发挥的影响不言而喻；而对底层社会的高度关注，对他选择历史著述的主题，也发挥了左右的能量。但就一个历史学家而言，就自己极其喜爱的主题撰著作品的时候，便不得不信守一些历史学家的行业操守。这就是公共角色的约束力。如其所言，一个历史学家，“除了对理性的信仰以及辨别事实与虚构的能力以外，自知之明——亦即从自身的内在和外在来进行观察——也是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从业者所需要的一项技能”。换言之，历史学家的著述活动，必须在信仰退隐之后，才足以将“历史”呈现给人们。

　　霍布斯鲍姆的这种处境，从两个幅度展示出来：一个幅度是，就他跳跃性极大的历史著述主题来看，在体现其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言述中，他并没有以信仰替代理性、将公共隐匿于私人之中。他试图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辩护，落点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本人对全球化、经济危机和发展曲折的先知型预测上面。他承诺资本主义人性化转型的价值。他进而强调，“随着苏联的解体，资本家们不再害怕了，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能以比以前平稳得多的方式来看待问题，不易为激情所扭曲。”可见，即使在政治信仰的维护上，信仰的激情也明显让位给了历史的观察和理性的判断。他将马克思主义落定在反对乌托邦社会行动的一些零星规划上，从而对苏联那样的国家模式予以明确拒斥。在申述这样的观点时，他甚至将工党的党章认定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即使在阐述这些观点的时候，霍布斯鲍姆对工人阶级、第三世界的组织化反抗行动，怀抱深切的同情。但这些同情不是他保持信仰的单纯支持力量，而是他审慎对待历史变迁、尤其是波澜壮阔的20世纪历史变迁的动力。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的当下效用仍然保持信心，但对他引导的社会改造方案，已经有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再组合。

　　另一个幅度是，霍布斯鲍姆在论述底层社会、关注“小人物”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将自己的关注，作为刻意改变历史书写的总体态势的主观力量。他的第一本历史著作，具有某种反叛性。《原始的叛乱——十九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写作冲动源自他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田野考察”、对意大利一些教派组织活动的了解。《盗匪》则对那些劫富济贫、骚扰或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们予以专门关注。《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与爵士乐》对那些占人类大多数、默默无闻并难以“兴风作浪”的工人、农民及其街坊邻居进行了有趣的勾画。这些论述主题都与作者的信仰有关。但所有论述都没有逾越历史学家的好奇界限。这种“好奇”逼使“信仰”让位给“历史”。因此，霍布斯鲍姆才得以给读者呈现出底层社会的历史面相，不至于让人们觉得他是在杜撰传奇、编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