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将“中国新哲学”冠之以“现代新儒家”之名，他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明确、正式提出“新儒家”概念的第一人。贺麟的“新心学”是他匠心独创的思想体系，是他作为哲学家的智慧结晶和独到贡献。与其他新儒家（如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等）颇为不同的是，贺麟的“新心学”不是建立在中西文化的对立之上，而是建立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新心学”思想体系的特点之一便是调解两个对立面，使之融和合一。

    “新心学”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即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以充实、发展自身，求得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并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里达到新与旧、今与古、中与西的交融、汇合。在中国哲学史上，贺麟起到了一种会通、融合的作用——即融通中西文化，从而使西方文化的“华化”成为可能；打通理学与心学，从而使中西哲学会融一家。在哲学方法上，贺麟自觉地把儒家思想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将直觉方法与抽象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系统，贺麟尤其重视从本体论和宇宙论理论角度来为新儒家思想奠定哲学理论的基础。

    发掘“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

    贺麟是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第一位系统地、全面地介绍、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中国哲学家，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贺麟清醒地认识到，研究西方哲学本身并不足以成为终极目的。他研究西学的目的在于以西学为鉴，找到一条弘扬民族文化、发展中国哲学的道路。

    作为贺麟“新心学”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的新黑格尔主义，它以主观唯心主义来代替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以形而上学来修正黑格尔的辩证法。贺麟用新黑格尔主义“绝对唯心主义”的观点印证陆九渊“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观点和王阳明“心外无物”的观点，提出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的本体论思想，并自觉地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加以论证。有研究者指出，“与他同时代的新儒家学者相比，在吸收、融会、儒化西方哲学方面，贺麟取得的成绩最大，这对他以后的新儒家学者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贺麟对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篇章。贺麟志在向中国人介绍和翻译西方的大经大法，或“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贺麟的译文以深识原著本意、学问功力深厚、表达如从己出、行文自然典雅为特点，得到学术界一致赞许，所译黑格尔《小逻辑》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知性改进论》就是其中的代表。

    《小逻辑》的译文融会贯通了原作的意旨，传神地体现了黑格尔宏大精深的哲学意蕴和高度思辨的辩证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行文流畅、自然、典雅，如出己口，如宣己意，被学界人士誉为“中国最成功的西方哲学译作之一”，被认为是“在严复的《天演论》中译本之后，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译本”。

    除黑格尔外，贺麟对斯宾诺莎哲学情有独钟。为了翻译斯宾诺莎的著作，贺麟曾三度学习拉丁文。最早翻译出版的，是斯宾诺莎关于方法论和知识论的著作《致知篇》，贺麟还翻译了斯宾诺莎的代表作《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