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借着一种文化怀旧之心，我们不断地返回民国，欲寻得精神之力，诸如先生之风，或为以学术为志业，不染俗尘，特立独行，或关怀现实，以义命自持，温厚却傲然。此中不乏想象的成分。贺麟先生的一生，却容不得我们这种善意的文化想象，他也以学术为志业，但多少与现实社会存在某些理解上的隔阂，终被时代裹挟前行，其所孕育的学术潜力，历经曲折而未尽全功；他也关怀现实，希望中国崛起传统的民族精神，筑就一个更好的国度，但世变时逝，他不得不顺流而行，在时势之迫下保全自我的同时，守护自己作为学人的澄明之心。

　　在我们的访谈里，作为贺麟先生的学生，高全喜并未为师者讳，他没有把贺麟当做超凡脱俗的英雄来看，而是以常人观之，其言其行，未绝庸人之心，但重要的，不是从贺麟的人生中找到一个人格楷模，以供景仰，而是进入贺麟的学术思想，重新认识那些有待继承与发扬的东西。

　　高全喜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即以文明发展的视野看贺麟，他身处内有古今之变，外有中西激荡的时代，学术起点极高，有大问题意识与开阔的学术关怀，本将遒劲推进中国学术之发展，憾其学术志业因世变而中断。而当下中国，恰是重建文化自信的时代，严谨耐心地检视本土学脉断层处，能助益当下国人明确自身文化建设的方向与具体之责。文化的延续，从来不是想象的结果，而是缓慢积累的过程，需在前人开拓的土地上勤勉深耕继续培植。

　　现代学术史上的贺麟

　　新京报：现在年轻一代的读者，对贺麟这样生于清末，走过民国，又历经新中国诞生之后的风风雨雨，被动乱年代所伤害，但又一定程度上被时代裹挟前行的老一辈学者，已有很深的隔阂，甚至很难理解贺麟先生的某些行为与言论。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纵向看，贺麟身处何处？

　　高全喜：从近现代思想史的视角来看，民国前后可谓是一个孕育思想学术的大好时代，内有古今之变，外有中西激荡，大时代提供大问题。常言国家不幸诗家幸，学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思想产生于忧患之际。贺麟前后的那一代学人，早年受蒙于传统，后大多留洋西方（包括日本），置身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而后又在从民国到抗战的动荡中发展自己的学术。这一切，使得他们拥有多元的知识体系与开阔的学术视野，并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国家存亡、民族复兴、社会建设这些大问题结合在一起。

　　新京报：但若将贺麟置于这个学术思想的谱系中，以其学术成就加以衡量，贺麟的位置或许并非是高山仰止？

　　高全喜：这正是我接下来要分析的。总的来说，处于这个大时代中的学人，大致前后五十年，他们拥有难得的内外造化，相当一部分人成就于此，彪炳学林，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严复、胡适、冯友兰，等等，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经典著作面世，甚至有人还达到了所谓功、德、言之三立。不过，细致一点分析，这个学术思想谱系，又大致分为不同时期的三个学术群体。第一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是康梁，其思想成熟于民国时期，抗战其实已然完成其历史使命。第二群体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冯友兰，其思想成熟于抗战时期，1949年前已然完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构建。第三个群体，则是于民国初期受教育，发轫于抗战时期，若1949年后有一个正常、自由与稳定的社会环境，或许会产生更加丰富、宏阔的学术思想体系，贺麟先生就属于第三个群体。

　　贺麟的新儒学，在抗战时期已经初步孕成，他基本打通了德国的古典哲学与中国的儒学思想，甚至有所融汇与开展，前景十分广阔。但建国之后，中国学术进入另外一个思想轨道，贺麟等几乎所有旧中国的学者都需要思想改造，此后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路线斗争冲击着他们，心灵所受的伤害远比肉体更为残酷，这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窒息了他们的思想，哲学如此，文学与法学更是如此。1949年，天玄地黄，我们看到，有一小部分人到了港台或海外，他们中有些人天分资质及其思想厚度，并不高于留在国内的很多学者，但现今我们回顾历史时，却使人有霄壤之叹。牟宗三、唐君毅是比贺麟晚半辈的学人，他们著作等身，义理完备，当然声名及其影响似乎远高于贺麟。

　　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新京报：贺麟找到了中国传统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相似之处，何以判断他的思想很开阔，又具有原创性？

　　高全喜：贺麟把德国唯心论与中国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在强调人的主体性继而发扬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找到了它们在精神上的同一性，隐然形成了中国现代新儒学中的“新心学”一脉。新儒学是民国以来关于儒家思想新开展的总体看法，其实有不同的内在学理。冯友兰做的是新理学，他在抗战期间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总称为“贞元六书”，他所强调的是格物致知的儒家理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