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家卫仲乐先生

卫仲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音乐教育家，素有琵琶大王之美誉。他不仅精于琵琶、古琴、二胡、箫、笛的演奏技艺，而且对小提琴亦有相当高的演奏水准。一位颇负盛名的外国音乐家，听过卫先生的小提琴演奏后，十分惊讶，认定卫先生可以成为一流小提琴演奏家而劝他深造。当时卫先生早已献身民族音乐，并不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流小提琴演奏家”而改变献身民族音乐的初衷。在他的一生中，无论环境如何恶劣、生活如何艰苦，也没有离开民族音乐这块阵地一步；他始终秉承郑觐文先生的教诲，实实在在地在“（捍）卫中（国音）乐”。正因为卫仲乐先生于民族音乐的贡献良多，人们时常记着他。卫仲乐先生，1909年农历二月廿一（这年闰二月）生于上海一个码头工人家庭，父亲姓殷。卫先生兄弟姊妹九人，他最小。因家贫无力抚养，于襁褓中卖于一卫姓寡妇做养子，取名秉涛，又名崇福。“仲乐”一名，乃郑觐文先生所改。卫家靠很少的一点积蓄过活，故而卫先生高小未毕业就被送去当学徒。卫先生很小就喜爱音乐，自学箫、笛。此事当然不得养母支持。卫先生常于晚上在不设灯光的灶间练习。为此，很希望能得到名师指导。 1929年，大同乐会发起组建上海国乐联合会。参加首次国乐联合会的有大同乐会、汪氏琵琶研究会、霄雿乐团、韩江丝竹会、琴侣斋、精武体育会、中华音乐会、辛酉学社、华乐团、俭德储蓄会国乐组等十团体，希望各会员团体抽调骨干组建40人规模的大乐队。当时打算演奏多声部乐曲，要求队员按谱视奏。此事未得到各团体的理解与支持，上海国乐联合会流产，40人规模的大乐队也就没有组成。1929年秋，大同乐会单独向社会招收队员，组建大乐队。卫仲乐先生就此之机加入了大同乐会。当时大同乐会的队员竟有40余人。卫仲乐先生刚加入大同乐会时，并未引起郑觐文先生的多少注意。相反，吴剑岚、许如辉参加大同乐会，郑觐文认为网罗到了人才，十分满意。但是，卫先生的天赋与勤奋，很快就得到郑觐文的赏识。郑觐文曾耗一年时间传授卫先生琴曲五大操之一的《秋鸿》，希望能通过卫先生这一新手，在杭州举行琴艺交流会上为大同乐会赢得荣誉。1931年，郑觐文根据民族民间音乐注重首调唱名的现实，发明了“七线谱”，郑觐文翻译了琵琶谱和古琴谱，分别让柳尧章和卫仲乐练习。于此，亦足见郑觐文对卫仲乐的重视程度。卫仲乐先生得到郑觐文的提携，得以崭露头角。 1931年，中国政府就决定参加1933年夏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万国博览会。1931年的“9·18事变”和1932年的“1·28事变”，使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难当头，中国政府便取消了参加万国博览会的决定。可这是关系到商界的事，因此上海商会决定，由商界筹款参赛。当时决定，大同乐会所制的163件仿古乐器拍成照片，并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大乐队的有声影片参展。1933年4月9日晚8时，这部记录片在明星影片公司开拍。当时郑觐文手患湿疹，仅奏古琴一曲，却让卫仲乐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并琵琶领奏9人组成的小乐队合奏《春江花月夜》，最后才是31人（当天仅到32人，郑觐文仅拍照时参加大乐队阵容）的大合奏《国民大乐》。在刚改建成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即将开幕的前夕-1933年5月21日晚，大同乐会与当时享有远东第一乐队美誉的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同台演出。大同乐会所出的节目就是《国民大乐》和卫仲乐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于此亦足见郑觐文对卫先生的器重程度。当时，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队长梅百器，坚持要对卫仲乐的琵琶独奏审听。可是卫先生坚持，大同乐会同工部局管弦乐队是平等关系，梅百器无权审听；若要审听，宁可不演。为了打破僵局，沈知白先生出了个主意，开个小型茶话会，双方各出几个节目了事。此事亦足见卫先生的民族自尊心。大光明电影院的中西音乐会，是卫仲乐先生在上海民族音乐舞台上的首次亮相。这次音乐会之后，郑觐文对卫仲乐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不久就提拔他为乐务副主任。1935年2月，郑觐文先生谢世后，卫仲乐接任乐务主任。卫仲乐先生于公益事业也十分热心。1938年7月，应香港妇女救济兵灾会之邀，同许光毅、罗松泉等人赴香港义演。8月6日和7日义演二场，所得全数捐赠救济难民。可当时他们的生活状况又如何呢？以下仅举一例即可说明问题。在香港演出时要穿白衬衫，罗松泉无力购买，就用白报纸剪了一副假领子以应急。 1938年10月，卫仲乐应国际红十字会救济总署成员、广东省长夫人谭霭芙之邀，参加中国文化剧团，同孙裕德、许光毅等人前往美国演出，募集资金和药品，救济中国难民和孤儿。在美演出期间，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评论界认为，卫先生在琵琶演奏上的造诣，犹如克莱斯勒在小提琴上的造诣一样的辉煌。归国前夕，卫先生应Musioaff 唱片公司之邀，录了四张唱片计八首乐曲：琵琶独奏《歌舞引》和《飞花点翠》，古琴独奏《醉渔唱晚》和《阳关三叠》，二胡独奏《病中吟》和《光明行》，洞箫独奏《妆台秋思》和笛子独奏《鹧鸪飞》。这几张唱片在美国广为流传。

卫仲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音乐教育家，素有琵琶大王之美誉。他不仅精于琵琶、古琴、二胡、箫、笛的演奏技艺，而且对小提琴亦有相当高的演奏水准。一位颇负盛名的外国音乐家，听过卫先生的小提琴演奏后，十分惊讶，认定卫先生可以成为一流小提琴演奏家而劝他深造。当时卫先生早已献身民族音乐，并不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流小提琴演奏家”而改变献身民族音乐的初衷。在他的一生中，无论环境如何恶劣、生活如何艰苦，也没有离开民族音乐这块阵地一步；他始终秉承郑觐文先生的教诲，实实在在地在“（捍）卫中（国音）乐”。正因为卫仲乐先生于民族音乐的贡献良多，人们时常记着他。

卫仲乐先生，1909年农历二月廿一（这年闰二月）生于上海一个码头工人家庭，父亲姓殷。卫先生兄弟姊妹九人，他最小。因家贫无力抚养，于襁褓中卖于一卫姓寡妇做养子，取名秉涛，又名崇福。“仲乐”一名，乃郑觐文先生所改。卫家靠很少的一点积蓄过活，故而卫先生高小未毕业就被送去当学徒。

卫先生很小就喜爱音乐，自学箫、笛。此事当然不得养母支持。卫先生常于晚上在不设灯光的灶间练习。为此，很希望能得到名师指导。

1929年，大同乐会发起组建上海国乐联合会。参加首次国乐联合会的有大同乐会、汪氏琵琶研究会、霄雿乐团、韩江丝竹会、琴侣斋、精武体育会、中华音乐会、辛酉学社、华乐团、俭德储蓄会国乐组等十团体，希望各会员团体抽调骨干组建40人规模的大乐队。当时打算演奏多声部乐曲，要求队员按谱视奏。此事未得到各团体的理解与支持，上海国乐联合会流产，40人规模的大乐队也就没有组成。1929年秋，大同乐会单独向社会招收队员，组建大乐队。卫仲乐先生就此之机加入了大同乐会。当时大同乐会的队员竟有40余人。

卫仲乐先生刚加入大同乐会时，并未引起郑觐文先生的多少注意。相反，吴剑岚、许如辉参加大同乐会，郑觐文认为网罗到了人才，十分满意。但是，卫先生的天赋与勤奋，很快就得到郑觐文的赏识。郑觐文曾耗一年时间传授卫先生琴曲五大操之一的《秋鸿》，希望能通过卫先生这一新手，在杭州举行琴艺交流会上为大同乐会赢得荣誉。1931年，郑觐文根据民族民间音乐注重首调唱名的现实，发明了“七线谱”，郑觐文翻译了琵琶谱和古琴谱，分别让柳尧章和卫仲乐练习。于此，亦足见郑觐文对卫仲乐的重视程度。卫仲乐先生得到郑觐文的提携，得以崭露头角。

1931年，中国政府就决定参加1933年夏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万国博览会。1931年的“9·18事变”和1932年的“1·28事变”，使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难当头，中国政府便取消了参加万国博览会的决定。可这是关系到商界的事，因此上海商会决定，由商界筹款参赛。当时决定，大同乐会所制的163件仿古乐器拍成照片，并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大乐队的有声影片参展。1933年4月9日晚8时，这部记录片在明星影片公司开拍。当时郑觐文手患湿疹，仅奏古琴一曲，却让卫仲乐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并琵琶领奏9人组成的小乐队合奏《春江花月夜》，最后才是31人（当天仅到32人，郑觐文仅拍照时参加大乐队阵容）的大合奏《国民大乐》。

在刚改建成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即将开幕的前夕-1933年5月21日晚，大同乐会与当时享有远东第一乐队美誉的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同台演出。大同乐会所出的节目就是《国民大乐》和卫仲乐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于此亦足见郑觐文对卫先生的器重程度。当时，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队长梅百器，坚持要对卫仲乐的琵琶独奏审听。可是卫先生坚持，大同乐会同工部局管弦乐队是平等关系，梅百器无权审听；若要审听，宁可不演。为了打破僵局，沈知白先生出了个主意，开个小型茶话会，双方各出几个节目了事。此事亦足见卫先生的民族自尊心。

大光明电影院的中西音乐会，是卫仲乐先生在上海民族音乐舞台上的首次亮相。这次音乐会之后，郑觐文对卫仲乐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不久就提拔他为乐务副主任。1935年2月，郑觐文先生谢世后，卫仲乐接任乐务主任。

卫仲乐先生于公益事业也十分热心。1938年7月，应香港妇女救济兵灾会之邀，同许光毅、罗松泉等人赴香港义演。8月6日和7日义演二场，所得全数捐赠救济难民。可当时他们的生活状况又如何呢？以下仅举一例即可说明问题。在香港演出时要穿白衬衫，罗松泉无力购买，就用白报纸剪了一副假领子以应急。

1938年10月，卫仲乐应国际红十字会救济总署成员、广东省长夫人谭霭芙之邀，参加中国文化剧团，同孙裕德、许光毅等人前往美国演出，募集资金和药品，救济中国难民和孤儿。在美演出期间，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评论界认为，卫先生在琵琶演奏上的造诣，犹如克莱斯勒在小提琴上的造诣一样的辉煌。归国前夕，卫先生应Musioaff 唱片公司之邀，录了四张唱片计八首乐曲：琵琶独奏《歌舞引》和《飞花点翠》，古琴独奏《醉渔唱晚》和《阳关三叠》，二胡独奏《病中吟》和《光明行》，洞箫独奏《妆台秋思》和笛子独奏《鹧鸪飞》。这几张唱片在美国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