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静悄悄”

　　刘：我们上一本对话出版后，读者对其中的第二、第三章很感兴趣，你在那里谈了很多自己的经历。有些本来不喜欢理论的年轻朋友也爱看，他们大多读过《美的历程》，是把对话当你的传记看的。这次你也谈一点自己的故事吧。你的生平应该就是“珍惜、眷恋、感伤、了悟”的经历，从你少年时代对死亡的忧惧，到现在的“为人类”而活，也可说是“寻求意义”的一生。
　　李：我没有那么多故事，一生简单平凡，“书就是人，人就是书”，上次说了。我还说过，我有四个静悄悄：静悄悄地写——一生从没报过什么计划、项目、课题，出书或发表文章之前从不对人说。静悄悄地读——我有一群静悄悄的认真的读者，这是我最高兴的。我的任何书印数不少于一万册，读者都是一般的青年、干部、教员、企业家、媒体人、军人，等等。他们有的还来看我，也有提问题讨论的。还不止一两个人说读我的书找到了人生意义、生活价值，这大概是学者教授们读不出的。倒是那些名流不读我的书，或者是读了不屑一提吧。我有证据，例如各种报纸经常有他们谈读书的文章，说最近看了什么书之类，乱七八糟的书都有，就从没发现有谁在读我的书（大笑）。我的书既没宣传，也没炒作，书评也极少，批判倒是多，但仍有人静悄悄地读，这非常之好。我非常得意。小时候父亲和我说以高下品德分四等人：“说了不做，说了就做，做了再说，做了不说。”印象深刻，至今记得。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性，我不反对别人炒作、宣传、上电视。至于报项目，有资助，那更不是坏事。
　　我一生谈不上“中庸之道”，也不算是进取的“狂者”，最多不过是“有所不为”的“狷者”罢了。好些人以为我“很狂”，其实错了。
　　刘：还有两个“静悄悄”呢？
    李：去年说过了：静悄悄地活———近十年，我的“三不”（不讲演，不开会，不上电视）基本上执行了。十年中，也有两次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座谈”，像是演讲，实际还是杂七杂八地回答问题。采访去年太多了一点，今年大都婉谢了。还有就是，静悄悄地死———我死的时候除了家里人，没人会知道。我说过，对弟、妹，病重也不报，报病重有什么意思？牵累别人挂念，干吗？静悄悄地健康地活好，然后静悄悄地迅速地死掉。当然，这也纯属个性，我非常欣赏、赞同别人热热闹闹地活着、死去。我不参加对自己的祝寿活动，但愿意参加或欣赏别人的祝寿活动。
　　昨天，我们的责编陈飞雪打电话来，问起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这可以谈谈。我对自然科学一直感兴趣。上次我也说过，中学里我理科成绩好。初中时的平面几何，一些习题很难，但我喜欢做。训练推理能力和想象力，比如画虚线。八十年代我写过文章，说初中要学好“没用”的平面几何，高中要开逻辑课，这很重要。据说现在把逻辑放在政治课里，这有点搞笑。因为逻辑如同语法一样，恰恰是没有阶级性的，这还是斯大林说的，毛泽东也说逻辑没阶级性，它是人类普遍的思维形式和规律，我真不懂为什么放在政治课里讲，与政治毫无关系嘛。
　　到大学，我专门去上数理逻辑课，练习做得很认真。那时系里分几个组，我差点到逻辑组去。欧阳中石是我同班同学，他就是学逻辑的，我们同时听过王宪钧的课。这是我1954年做的数理逻辑笔记（取出当年笔记），金岳霖的《逻辑》里所附的那些题目，我大部分都做过，经过严格的推理训练。我从不苦思冥想，但力求概念清晰，思想周密，大概与这有关，虽然自己并未感觉到这点。我认为，搞文科的应该学好逻辑学，这是中国知识人的弱项，因为中国传统在这方面很欠缺。
　　
    算是毕生遗憾

　　刘：你到敦煌是什么时候？逃过“反右”跟你人在敦煌确有关系吧？
　　李：去敦煌就是1957年，我在“反胡风”审查结论上签字后就走了。五月走的，八月才回来。离开北京，先去了太原，一个人爬了华山，才到西安和大家会合。
　　刘：一个人？
    李：是呵，很危险，但印象深刻。下午上的山，天黑了，一路没人。记得那晚在一个和尚庙住下，那时人很少。第二天接着爬。印象最深的是“老君扶犁”。那时袋里就揣一个工作证，我想如摔死，从工作证可以知道是什么人。我以为爬山，还是华山最好玩，因为它险。那时年轻啊，才二十七岁。
　　我到西安和他们会合，后经兰州，坐了很久的火车，先到敦煌县，从县里到莫高窟，记得是在沙漠中坐牛车，坐了一个晚上。那时交通很不方便。
　　在莫高窟我待了一个月，每个洞都看了好几遍。那时都是开放的，没有门，可以随时去看，不像现在。和敦煌研究所的人来往很少，就是自己看。（打开当年的记录）你看，这里都记了，每看一个洞，都做记录，主要记自己的感受。至今还记得，当时很想做敦煌壁画藻井图案不同时代装饰风格的研究，如唐的自由舒展而含混，宋的清明规范而呆板，联系唐喜牡丹宋重松槐，以及唐宋诗的不同，觉得是非常好的美学题目，可以从审美趣味的变迁看人类心灵的积累和丰富。我一直有几个很想做的实证性题目，却始终未能做。算是毕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