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关:谁来译?如何译?
在伦敦书展开幕前夕,身为“市场焦点”中国主宾国在伦敦卡多甘音乐厅举行一场盛大的开幕音乐会上。演出当中,英国男高音斯托顿咬文嚼字唱起中文《康定情歌》的一幕耐人回味,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幕也可被视为多年困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道难关的隐喻: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
另一方面,此次国际书展也成为那些拥有出众外语能力的作家,向西方读者展示“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舞台:在书展期间举行的多项活动中,冯唐、严歌苓、郭小橹等用流利英语直接与读者交流的作家,引得不少英国媒体争相采访。即便如此,他们的作品要被推荐到西方,在书店和读者的书架上占据一席之地,仍然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媒介——文学译介。
身兼翻译家和作家的英国学者茱莉亚·洛弗尔在“中国当代文学在英国”论坛上公布了一个比较“悲观”的数据:目前全英一年出版的文学类书籍当中,各个外来语种翻译作品加起来只有2%,其中中文作品数量可想而知,“微乎其微”。中文作品难翻、难读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中国外文局总编辑黄友义在接受访问时谈到,外文局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坚持“双向把关”原则:如需要翻译成英文版本,就务求寻找母语为英语、同时又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有相当功力的译者来翻译,译稿完成后必须由精通英文的中文编辑严格审校核对。考虑到中文作品的法、德、西等语言版本通常以英文版为基础,因而英文版的翻译质量格外重要。
中华书局就于丹“心得”系列海外译本方面,也向托比·伊迪所属的国际出版代理机构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译者以母语为英语,最好为汉学家,必须拥有三年以上的中国生活经验等。至于译稿,要求文风与原作相符,典雅、传神,“不仅是译本,更要是美文”,最后译稿也要经中华书局审定后才能付印。
中国出版界在翻译外来文学作品时,译者待遇不高、译本仓促付梓的现象在国内遭到诟病已久。与之相反,记者从《山楂树之恋》海外版权代理公司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小说原著篇幅并不算长,约20万字,语言本身难度也并不算高,但这本书的英文版译者花了10个月来翻译这本书,其间多次飞赴中国,与中文出版方的编辑交流,针对翻译中的疑难杂症反复磋商,又为书中的历史背景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态度严肃、认真,值得国内同行深思。
茱莉亚·洛弗尔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指出,中文作品翻译问题不能指望朝夕之间就能解决。她以日本现当代文学为例分析表示,以村上春树、大江健三郎等为代表的日本当代作家作品,之所以能在海外走红,与日本大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出现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译介风潮不无关系。在日本战败、冷战等世界大背景下,大量欧美作品传入日本国内的同时,日本文学流露出的颓废、反思等气质,又在西方读者当中俘虏了知音。
在她看来,这股双向译介风潮持续了数十年才有今日成效,而中国的当代作品“走出去”才刚起步。谈到中文难译问题,她深表认同:“对于中文作品而言,或许根本不存在完美的英文译本,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不懈地尝试。”
营销关:何时卖?怎么卖?
“老实说,关于海外市场上的图书版权营销,整个亚洲地区都还处于摸索和学习阶段。”4月17日中午,在《山楂树之恋》小说海外版权输出分享会上,台湾资深版权经纪人谭光磊如是说。谭先生坦言,欧美等地图书海外版权代理有一整套成熟、完善、专业的营销体系。他说:“卖图书版权就像卖电影一样,什么时候卖,怎么卖,都是很有讲究的。”
无论是代理方还是国内版权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看来,《山楂树之恋》的小说“纯爱”主题与文革背景的巧妙融合都是“卖点”所在,而除去小说本身的品质,“搭电影便车”的营销策略则无疑在版权贸易实操过程中成为制胜的一招。
据谭光磊介绍,《山楂树之恋》借助同名电影的热映,已经在全球卖出20个语种的版权,目前小说外文版已在英国、荷兰、加拿大、希腊四国出售。在谭光磊看来,这部书在版权输出上之所以能取得骄人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小说原著在海外的推介期,与电影宣传期同步,而导演张艺谋的名声在海外市场上极具号召力,余华、莫言的小说之所以能风行海外离不开张艺谋的改编之功。同时,冯小刚的《温故1942》电影已杀青,小说原著也是由他代理,据他透露,“卖得挺不错的”。此外,他还透露,买下小说版权而仍未上市的国家和地区,代理商都在等待电影上映档期,可见影视与小说捆绑营销在海外也是常见举措。
人民文学社对外合作部翟灿表示,过去妨碍国内文学作品向海外销售的绊脚石之一,在于国内图书市场知识产权机制迟滞,版权归属混乱,加上大多数作家又没有专业代理机构,签约过于潦草,导致一些作品的影视改编权、海外代理版权四分五裂,莫衷一是,一些本来很有前途的作品因为版权不清、甚至陷入法律纠纷而止步海外市场。她提醒作者们,在签约海外版权代理机构时一定要对对方的资质慎重考量,“不要随便一二千美金就卖了”,“舍得花钱买版权的公?才会用心推广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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