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镜像关系所揭示的，实际是一种二律背反的关系：一方面，当一个人/个体无法对社会有足够清晰和深入的体认时，他对于自身/I的认知也是模糊甚至扭曲的。作为个体，其主体性很低；此刻的自我，也就更像是一个“自由的客体”。另一方面，一个被动的客体要如何实践自身的自由意志，抵达自由呢？故而，阎云翔所指称的“无公德的个人”实则也即是对社会缺乏体认，独立性和主体性匮乏的个体/自我。尽管，我并不确定这样一种主体性的匮乏和对社会体认的缺乏是否因为缺乏民主和福利制度所导致的；又或者，这种匮乏是不是民主和福利制度能予以救治和充盈的。

    其实，早在西美尔或是涂尔干的著作中，我们就能读到：“个体”与“社会”实则一个硬币的两面。类似的，对于乌尔里希·贝克而言， 其“个体化”理论的展开与“风险社会”的提出是紧密相关的。

    “如果他们病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持之以恒地恪守养生之道；如果他们尚未就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面试技巧，没有努力去找工作，或者纯粹只是因为讨厌工作；如果他们担心自己的职业前景，对未来感到焦虑，那是因为他们在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方面做得还不够好，缺乏本该具有的自我表达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 在这段摘自鲍曼为贝克《个体化》所撰写的前言的文字中，所有的“如果……”都是贝克所谓”风险社会”之风险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而这些风险或矛盾在贝克看来，恰恰是被社会地生产出来的。这也正是“风险社会”的由来。

    在我看来风险的“被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个体化进程同样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如果说这一被动的属性在欧美尚且被“实现个人价值”这样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的话，那么在中国其强迫性和强制性则在医保和社保的改革中显露无遗。然而，正如书中研究者不无惊讶地发现的那样：如今绝大多数的国人都倾向于将工作上，学习上的成败归咎于自己个人的责任，都“选择”了独自面对转轨中的风险社会，去承担那些被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风险。这种对于风险的承担和直面(实际也即经济分析文章中常提到的对改革成本的买单)，除了迫使这批“崛起中”的个体更多地，甚至极端地看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而罔顾他人之外；也意味着由于对社会风险的毫无认知而导致他们无法意识到一种更大背景下的“不自由”。换句话说，不论是打工过程中随心所欲的流动，还是短信票选超女的自由，都不过是某种自由的幻象。所谓的自我，自由的我，其实是并不自由的self。

    此时，若我们回过头来看最初对于个体化进程的概括，“脱嵌”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动词。正如个体与社会相互辩证，脱嵌同样也暗示着再融入这一动作。遗憾的是，在《自我中国》一书当中，尽管对个体崛起过程中对于各个群体的脱嵌都进行了考察和侧写，却仅有一篇以NGO为切入点的调研是涉及到脱嵌后的再融入的。但在现实中，不论是在城市抑或乡下，不论青年抑或老人，统统都在中国这一转轨社会中面临着一种再融入的过程。而这种再融入的过程，也同样关乎对于社会和自我的“再”认知。也即，个体究竟会选择再/新融入一个怎样的群体，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去融入？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阎云翔之前所给出的结论更像是一个提示或一个起点。换句话说，即便是“无公德的个人”，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他们的脱嵌与再融入。况且，再融入过程本身也将反作用于其主体性的塑造。

    基于中国的版图与人口，可以说任何试图用抽象概念去阐释“中国式”这一定语的企图都是危险的。这也是为何本书选择了一种近乎于田野拼贴的方式来试图呈现一幅关于中国的个体化图景。从而，我唯一能够肯定的便是：如果在个体化过程中所崛起的都是对于风险社会缺乏认知的个体，都是一个个无根的自我；那么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也不过是一种无根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