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餐文学”还是“严肃文学”

　　王朔在《动物凶猛》里对青春所做出的出人意料的刻画，使他区别于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同时代的姜文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成功地获得不只一代人的认可，这足以证明青年人写青春的作品完全可以超越“青春”。但23岁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的巴金、23岁发表《雷雨》的曹禺、25岁成立“文学研究会”的茅盾这些现代文学大家的作品当时未能得到“青春文学”的命名，20岁在《星星》上发表诗作、在《青春》上发表小说的苏童也从来没有被人称为“青春作家”。在这个意义上，“青春文学”明显有别于严肃文学，这一类作品之所以被冠以“青春”的头衔，是因为这个头衔意味着写自己的生活，即使没有严肃的思考；意味着或者带有严肃的思考，但不是自己的思考。这个头衔就是对这一类文学作品的价值的妥协，也是对这一类文学作品创作边界的成功“塑造”。

　　如果说写作“青春文学”的作家都计划赚到盆满钵满、娱乐读者，不免失之偏颇，而且快餐式作品也的确适应了很多读者的需要；但是对于有志于创作“不朽”的“80后”作者来说，情况依然不那么乐观，而且这样的状况对于严肃文学作者来说，同样也没有什么好转。很多青春写作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作者的生活里充斥着个人情感，所以只有这个小小的世界他们才有经验来描述，他们才有感觉去抒发，他们才有想法要分享，但是这个小小的世界中，无非只有爱和不爱，或者各种爱和各种不爱。

　　曾担任“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总决赛的评委王海鸰对当年入围作品的评价是，“技术纯熟，没有新鲜感，情节大众化，似曾相识。一上来就用电视剧的方法写小说、编故事，一唱三叹，没有‘三角’不成戏，太多地运用巧合，却没有任何生活的真实和人物的真实。没有打动人之处，是在拙劣地模仿和想象成人的生活。就我的文学观来说，从古至今，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一直没有变过，现在却是个倒退，我看到文学的力量在当今青春小说的创作中一再地消解”。感觉幅度的急剧收缩造成了作家笔下的世界的萎缩，这对青春文学来说，实际上是致命一击，因为它本来已经具备种种青春期个人情感的宣泄的特征；同时感觉强度的表浅造成了他们笔下人物的苍白，因为这些靠事件推动的人物本来就缺乏心理深度。如此一来，青春文学只剩下一张写满“爱”的白纸，它常常要凭借一阵好风才能到达云端，但绝无可能永久居留在那里。

　　抬高或贬低，都不必要

　　这些“80后”作者无疑都承认自己的“个人化写作”，其中他们的个人风格也都相当明显，但读者和评论家更倾向于将他们视为一代人的代言人，即使这样的命名可能粗暴地将他们内部的分歧一并抹杀。

　　在“80后”的“青春文学”尚未被命名之前，有关代际创作的指称已经出现。“第三代”最先在知青文学中登场，随后第四代人要求将“老三届”一代定义为第三代，而将自己这一代命名为“第四代”，后来更出现了“五四的一代”、“解放的一代”、“四五的一代”、“游戏的一代”等解释性命名。在电影界，代际命名显得稍为清晰一些。“80后”最初是由社会学家讨论社会发展的代名词，指的是国家依法执行计划生育后所出生的一代人，以此讨论1980年以后所出生的独生子女人群所面临的生活、成长、文化发展问题。“70后”和“90后”都是“80后”的派生词。

　　一代人理应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但是在对代际文学或是电影的分析中则很容易看出一代人的共同陷阱与失语之处。绝大部分的“80后”作者都成长于90年代，这个时代呈现出与新中国前30年完全不同的面貌。对于很多“80后”作者来说，写幻想，过于荒诞以致与现实毫无互文之处，或过于美妙以致凡人难以相信；写现实，则在描述草根或底层的苦难之外一无超越，或沉浸在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乃至一举一动的想象中不能自拔。幻想与现实的双重失守使“青春文学”变成了速食安慰剂和时尚消费品，它们很容易变成一代人回忆年少时光的引子，而不是整个值得纪念的、波涛汹涌的年少时光。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徐妍曾在《2005青春文学综述》一文中指出，2005年青春文学的三大看点为：青春疼痛、玄幻、欲望。这个总结性评述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生命力，因为“以时尚文化作为写作资源固然新奇，但很快就暴露出内在生命力的早衰。即便富有革命性的反叛主题，也在反叛的途中随着人气的上升演变为一种新权威话语”。一部分青春文学作者已经努力克服这些特征，这样的努力也同样应该被注意。无论如何，青春总是人生中值得镌刻的一笔，《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相信：“青春文学永远自有其价值。它是一代人的成长履历、青春的地震仪，记录着一代人的心理振动，也带着时代的痕迹。其价值总是要等时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确认的。任何过于抬高或贬低青春文学的做法，都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