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超越青春，才能飞升

　　青年作家飞氘的小说集《纯真及其所编造的》刚一出版便颇受好评，他在微博上透露，这是一部“轻”的作品。卡尔维诺在《未来文学千年备忘录》中阐释了这个创作概念，他对“轻”的重视并非在回避外在的现实和沉重，也并非完全无视“重”的轻佻、轻浮，而是极力表现与“重”相对的轻盈、轻逸。这显然是青年作家“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新的写作角度。无论是纯真还是编造，我们似乎能够在一个悖论中开启对文学的新想象。《阳光灿烂的日子》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宝贵的经验，这部青春作品不时流露出对“主流叙事、公众常识、共同梦的冒犯”，影片对于“文革”记忆的个人化书写并非基于“作者电影”野心，而是力图重新叙述一段早已被定性的岁月。所有的时代特征并不具备政治性的反讽，反而成就了一个大院少年无法复制的青春，同时影片展示了那个时代微妙的阶级和社群特征，连“群架”也呈现出一种残酷又不无血性的辉煌。这部一直被冠以“青春片”名号的电影，与第四代导演的“青春祭”般向主流艺术索要一份私人记忆不同，也区别于第六代导演的阴暗压抑的“冬春的日子”，它刻画了一位少年开始面对人群、面对社会，人群和社会却拒绝承认他的艰难历程。

　　人们对往事的记叙和回忆总是带有二次创作的色彩，但这部影片却洗尽了矫揉造作的自恋姿态，不仅拒绝美化那段艰难的青春岁月下个人的真实心态，也拒绝美化个人在特定时期的位置与选择，更拒绝把青春放在一个相对的两个极端：要么极度乐观高亢，要么极度抑郁悲观。

　　有意思的是，姜文本人既非第五代导演，也难于被归类为第六代导演，人们常把他看做是夹在第五代和第六代中间的一个特殊案例。当一部作品和创作者已经溢出惯常的界限之外，它和他才有可能跻身优秀之林。当然，青春片和青春文学的定义是不同的，青春片多半不是由正值青春的导演所拍摄，但青春文学大都出自青春少年之手，他们的人生体验、反思毕竟有限。在去年秋天的“中日青年作家交流”会议上，北大教授陈晓明指出：“青春文学一直是现代文学的传统。但是青春文学也面临几大问题。如，文学如何超越近代自我，如何面对现代科学。”这表明青春文学在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部分的同时，和当代文学一样面临着诸多重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青少年写作值得鼓励，但青少年总会成长，当他们不再是青少年，他们还愿意让自己的作品流传下去吗？或许青少年作者很难创作出不带有“青春”噱头的作品，同龄人也在热切地渴望知道他们的生活和想法，但他们只有跨出超越青春文学的这一步，带着青春标签的青春文学才真正可能“引领人们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