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骆以军的《遣悲怀》竟至失眠。起来找烟，找打火机，遍寻无着，于客厅中枯坐，竟至把远处的一灯看如月。好久没有这样的阅读体验了。我想是那种弥漫于字里行间的生命痛感击中了我。细细想来，三百余页的整本小说，说的也就两个字：别死。骆以军——这个讲故事的人——就如同《一千零一夜》里的山鲁佐德一般，用一个接一个的故事不断地让时间回溯、冻结、纠缠、穿梭。每一个时间的节点上，他都在拖延死亡的到来，说着“你听我说，我说个故事你听。” 

    《遣悲怀》的叙事策略就是延宕的艺术：一个男人不停地述说，以拖延终将到来的死亡的结局。小说的本事则是：1995年，女作家邱妙津在巴黎自杀身亡，翌年出版遗著《蒙马特遗书》。骆是女作家的生前好友，《遣悲怀》这个小说，形式上即是他写给邱妙津的九封长信，如同作家所自述，“在童话中，王后用讲故事的方式拖延国王的屠杀，我则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定焦她(邱妙津)自杀的一瞬间。” 

    九封长信——其间穿插《运尸人》、《产房里的父亲》等几节——如同招魂的九歌，于生死两隔间诉说着关于爱和死亡、时间与伤害的种种。诚然，死者长已矣，但于无知的时间中，故事难道不是抵挡死亡永劫的最后一道堤坝？ 

    他喃喃低语着，人生初年与女生交往的点滴回忆；与妻子一起被困在银行大厦里的惊惶经历(同样的经历又发生在一家星级饭店里，繁复的楼层，有许多走廊、房间、商店和不透光的死角：死亡的意象隐藏在各个角落)；他虚拟了一场场与死者的对话，谈论三岛、川端、太宰治(“我们对他们的死状亲昵又熟悉，像曾为之擦洗尸体的亲人”)。他描绘梦境，描绘如同水族箱一般发光的房间里的裸身的父母和女儿，他让时光回溯到那些个被定格锁住的咖啡屋，那些个画面，那些个下午，在独白式的喋喋不休中，仿佛时光汹涌，并发出巨响…… 

    而小说整个叙述的调子也是这般悲情的倾诉，如同下面这个典型的长句子：“我要怎样哭泣着将您那已被剪刀戳刺剪开的前胸、肋骨还有破掉萎缩的心脏，从那最后房间死亡现场一块碎片一块碎片地拾起缝补，才能继续这样的谈话？”

    那是怎样的悲恸哀鸣啊！

    那许多暗花掐丝的细节，闪落在消逝的时间的皱褶里的，于这种低语中一一浮现。骆以军认为，寻找回这些细节，正是生命的意义之一端，也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职司所在。“时间的召唤是有意义的……即便是，那些伤害，那些像强酸一样腐蚀过我们的记忆。我有时将时间喊停，不可思议地反复回旋，细细凝视。”他发现：死亡与时间可以互相在赋格的关系里缠绵泯灭。他给自己的这一写作行为定性为：喃喃低语的守尸人，不让时间的狼群扑噬女孩的尸身，他担心，如果他停止了说话，如果他困乏睡去，它们就会扑跃而上。是以，写作成了他的苦役。 

    作为小说家的骆以军自坦为“外省第二代”，较之大陆同时代作家，他的写作呈现出了一种我们略感陌生的、异质性的光泽。十多年前，王安忆在谈到大陆和台湾小说语言的区别时说到，大陆小说语言多口语化，又带有极强的地域特征，更加方言化和俗语化，台湾小说语言则是汉语技术化，即语文化和书面化。读《遣悲怀》，当对骆以军这一茬作家“文字的幻术”有所领略，如果说大陆小说多以故事为指归，来自台湾的骆以军的小说则似乎是居住在语言内。他的这种极具风格化的叙事语言，被媒体人梁文道戏称为“新文言文”，梁文道说盖因内地小说语言多受左翼文艺之影响，视语言为工具的功利主义，而台港无此拖累，因此更多语言的自觉，此一说法或可聊备一格，以资大陆作家修正写作坐标。 

    如果说死亡是一种罪愆，在《遣悲怀》中，骆以军勇敢地把自己放到了最黑暗、无光照耀的地方，他凭借自己的手艺，正面迎接了虚无。“在某个无知的时光，喊停了一片银杏叶，汗流浃背地钻研把时间喊停的技术。”——这，是小说家自况，也是写作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