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在香港写作的单打独斗，会不会让你比较羡慕台湾作家的生态？尽管卖的数量也不多，但他们可以有一群同道中人，一个文学圈？

    董启章：在香港也有同道中人，大家未必会很熟络，也不会经常碰面，但彼此是有共同感的。因为大家也不惯于过多的交谊，结果反而不会因为人际关系和人事问题而劳心和分心。太紧密的圈子，太频繁的交际，对写作是有害无益的。

    星期日：在采访骆以军时，他说到和你这样的作家聊创作时，眼睛里发着光亮。 “他们艰苦潦倒，却是精神的贵族。 ”你觉得这样形容准确吗？

    董启章：骆以军很喜欢用夸张法。我既不艰苦也不潦倒，只是沉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至于后面那一句，我不敢如此自我评价。在香港文学当中，没有“贵族”这个概念。

    星期日：大部分读者要进入你的小说颇难。格非说，你的书是“需要把心清理干净再慢慢读的书”。我的体会是，只要熬过开头的艰难时刻，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一个津津有味的小说世界。你会担心读者根本无法静心走入吗？还是不考虑读者？

    董启章：如果读者无法静心，那是读者的问题。我不能因为读者无法静心，而写不用那么静心也能读的作品。说我不考虑读者也不完全准确。相反我非常尊重读者，我认为自己要给读者够高要求的东西。给读者轻忽随便的东西，是对读者的不敬。再说，我不认为我的小说难读，或者门槛太高。世界上比我的小说难读的，多的是。我从来不会怪责那些作者写得太难，只怪自己能力未够。但我一般也不会放弃，会尽全力去读懂它。

    星期日：你讲过一个 《树上的男爵》的故事：“树上的男爵认为，要看清地面上的生活就要和它保持距离，所以他选择了树上的生活。 ”树上的生活，也是你的选择？

    董启章：我也希望还有所谓“树上的生活”，很可惜在现今的世代，树几乎都给砍光了。谁都只能在地上打滚。没法爬到树上去，唯有尽量站得远一点吧。

    星期日：你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时，是否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你太太的态度是什么？当你全时间写作时，在经济上是否靠她支撑这个家？

    董启章：家人对我完全支持，这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

香港的生活没有什么需要抵挡的

    星期日：错失“红楼梦奖”的那30万元，你遗憾吗？你对文学奖持什么态度？

    董启章：没有遗憾。那笔钱本来就不是我的，我没有损失。文学奖有办得好的和办得不好的。办得好的文学奖，有促进文学创作和阅读的作用。但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不应该重视奖项。得奖与否完全不应该成为写作动机之一，哪怕是当中最不重要的一项。

    星期日：现在这个时代节奏这么快，为什么你还要写这么长的长篇？

    董启章：写作长篇，事实上是建构一个世界，一个想像的、虚构的世界。这样的长篇我也不单是从阅读和写作的时间来理解，而是一个建筑，你是可以走进去，你要在里面住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一定要长，你才能住进去一段时间，不能很快就出来，你在里面生活，阅读时你有两个生活，一个是你平常的生活，一个就是在小说世界里面的生活。最后读完出来的时候，可能你对生活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会有一些改变，当然这个改变不是我去改变你，是你自己改变自己。

    星期日：写作的真正快乐是什么？为什么它可以足够抵挡活色生香的物质香港对你的诱惑？让你甘心做一个边缘人？

    董启章：写作的真正快乐是寻求真，世界的真，人生的真。香港的生活没有什么需要抵挡的。以为香港只是一个声色犬马的地方，那是对香港的误解。香港生活有其朴素的一面。我在这里出生和长大，从不觉得自己要面对任何诱惑，看见别人的财富和享受也不会大惊小怪。我也不觉得自己特别边缘，很受排挤的样子。在香港，你要走自己的路，事实上也不会有人来阻止你或干涉你的。你有完全的自由这样做。别的人不做，是因为他们不敢去动用和面对这种自由。那等于自动放弃，是没有人迫你的。让人不敢动用自己的自由的，是所谓的现实心态。而文学的存在意义，就是去超越这种现实心态，寻回人本身就拥有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