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上，骆以军和董启章形影不离。一个来自台湾，一个来自香港，同年出生，是很好的朋友。对他们来说，在认识对方之前，最初看到的，都是他们的作品。

    骆以军：我已经被时光腐败了

    虽然多年来受着严重抑郁症的困挠，但骆以军的性格中始终有着可爱的一面，像个孩子似的。采访在他的酒店房间内进行，他索性光着脚，说到兴起还盘腿坐到了沙发上。
    但是，烟不离手。即使拍照，他也习惯性地点支烟，放松一下有点僵硬的双臂与表情。这次带来的新书《遣悲怀》，封面上就是他腾云驾雾后的产物：一团烟雾。
    与获得“红楼梦奖”的《西夏旅馆》那读起来有点拗口的长句不一样，《遣悲怀》好读很多。这是骆以军为纪念1995年自杀身亡的女作家邱妙津创作的。他俩是好朋友，同属“五年级生”（即内地的“60后”），都是通过文学奖制造出来的小说家，“我跟他是同一届，我是短篇的第二名，她是中篇的第二名。”
    至今，骆以军还清晰地记得，领奖那天，邱妙津将家人都带来了，热热闹闹地拍照，“那时会有那种文人同辈看对方不顺眼（的想法）。我们那个年纪，总觉得灵魂应该是孤独的，碰到这种人群的场面应该是沉默的，比较像董启章那样。”
    熟悉骆以军的人喜欢叫他“骆胖”，因为他现在很胖，但是年轻时他并不这样，而且现在他常常呱呱呱的，“那是我已经被时光腐败了。”
    回忆当年，“我是非常的安静、沉默和害羞的，就像那个时候自杀的黄国峻，都是非常忧郁和沉默的，都没有办法和正常世界的人联系上。”那时候没有网络，他们就安静地坐在宿舍里读书，读福克纳，读前辈让他们读的书；看电影，看法国新浪潮、看意大利电影。所以，“邱妙津当时也是一个文艺青年，我们聚在一起也是很文艺青年那种的面谈。”
    他还记得阳明山上的放映间，看伯格曼、看安哲罗普洛斯、看宫崎骏。看《柏林苍穹下》时，他突然就想站到风中抽烟，“我就是在追忆我们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庞大的世界，没有那么庞大的维度，没有网络打开来的世界。我觉得过了我们那个年代，不光是台湾，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阶段。”
    在骆以军的小说启蒙上，张大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张大春也是当时教他小说课的老师，因此他的小说创作起步便被人贴上了张大春的标签，“我们那一辈，张大春其实就是那个遮蔽天空的，或者是说引领我们的父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回头看第一本小说，还是觉得跟张大春完全不像。
    说到朱天文、朱天心，骆以军则充满了感激。那时候，他的创作处于低谷，差点放弃了，“当时环境很不好，我本来已经不想写了，如果没有一个支撑点很容易崩溃，自我瓦解掉。”是朱天心，跑到了他的家中，对着他说：你是这个世代最好的。所以，骆以军和朋友在一起时，“绝对是人渣废柴”，会乱讲话，“他们会跟我讲很多变态的事，我会和他们讲很多黄色笑话”。但是，在朱天文和朱天心面前，他“从来就是像小辈一样，这个并不是装模作样”。

    董启章：我对怀旧没有兴趣

    与骆以军完全不一样，董启章很安静、沉默，不善言辞。
    他和骆以军一样都是“60后”。在见到真人前，董启章就已经知道在台湾有一个新人作家叫骆以军，“知道在台湾那边，也有人跟我差不多，开始从事文学这样的事。”他说，有一种强烈的共同感，“像遇见一个对手那样的感觉。”但是，与骆以军喜欢跟人PK不同，他“是比较正面的那种”。
    董启章说自己的创作起步比较幸运。他读的是比较文学专业，读了很多作品，惊讶于那些好的作品的想象方式，自己也想尝试一下。“当然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写得很好，只是觉得还可以，还有发展的空间。内心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表达。慢慢觉得这是一件自己有能力，也有很强的欲望去做的一件事。”
    刚开始写的时候，他主要是写短篇，“这个跟香港的环境比较有关系。在香港写长篇是比较不利的，因为出版比较难，发表也比较难，因为这么长，没有地方可以给你连载。”
    经老师推荐，他认识了《星岛日报》的副刊编辑，“当时有很好的一个机缘是，1992到1993年的时候，《星岛日报》有个文艺副刊，它的编辑很好，是一个在文坛里面比较有名的人，非常愿意让新人去发表作品。所以，最初我写的小说都在那里刊登出来。当时我还蛮兴奋的。”这样一个平台，“对于一个新人来说，能发表的动力是很重要的。”
    书展期间，他来宣传的书其实已经是去年在内地出版的了，《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他的“自然史三部曲”之一。小说中，每一章都可以独立成篇，以“物”为题，这些物都能勾起大家的某一种集体记忆，比如收音机、蝴蝶饼与耳朵、电报/电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