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不是怀旧，“我对怀旧是没有兴趣的。”他认为这是对过往生活的一种记忆，和怀旧不同，“记忆是尝试寻找过去的感受、经验，怀旧是比较表面、风格化的。”他这么写，是受到普鲁斯特的影响，因为硕士论文就是写《追忆逝水年华》。
    这些记忆也并不全是他个人的。“这是历史，是一个集体、一个地方的人的共同的过去。我尝试从个人的记忆，到家庭的、家族的，再到整个香港人的，共同的记忆。当然，这个记忆不是单一的，不是说大家的记忆都是一样的，而是在共同的经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有个人化的东西存在。”
    所以，他想探讨的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我喜欢两面化。所有集体的东西，都是个人化的。”

    骆以军在讲座中开玩笑地说到，他第一次看到董启章的小说是在他当出版社编辑时。那时他研究生毕业，出过书，居然找不到工作，去做了一个小编辑。
    有一天，“我的老板娘拿了一叠稿子给我，那叠稿子就是董启章的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叫《名字的玫瑰》，所以这就出现了我第一次对他的不爽。”他口中不由地冒出“妈的”两个字，觉得董启章的小说写得太好。于是，他辞了职，努力赶超董启章。
    当然，董启章觉得骆以军这么说太夸张了。他读到的第一本骆以军小说是《红字团》，后来又读到了他的《月球姓氏》、《妻梦狗》，知道他是台湾这一代作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
    骆以军说自己喜欢比较、喜欢PK，他（董启章）写出《天工开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写《西夏旅馆》来拼，结果没想到他又写出了新的作品。”但是这种PK，骆以军说是“挑衅”，是激励大家一起上，并不是“一对一的”。“我觉得像董启章这样的书写者，他一次一次的书写是多重的、聚焦的、覆盖的；他可能谈得还是重复的同一件事，可是他的书写要用一辈子来覆盖，他每一本都是上一本的一次赋格，一个变种。”
    董启章却不喜欢把一个作家的作品分开来看，“我不会说一部作品很好看，另外一部就失败了。”他认为，一个作家事实上都是在写同一部书，“同一部书里有起伏、变化是很正常的，有时候用力，有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随意。现在的不好，写得艰难，也许就是以后写得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