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在这形同太空漫游的状况下写作──看不见目标，看不见来处，看不见同伴，也看不见敌人。而又因看不见空间和时间的坐标，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前进、后退，还是原地踏步。在辽阔无边的黯黑太空里，仿佛只有自己一人。 ”

    有孤独感，但没有忧郁

    星期日：梁文道用把牢底坐穿来形容你的写作精神，在香港写作，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吗？

    董启章：从他的角度看，可能觉得是这样的一回事，我自己却从没有这样的感觉。可能我本身是个内向的人，不太喜欢在外面活动，所以长期处于封闭的写作状态，并不觉得受困。这只是个较为沉静的状态而已，物质上没有束缚，精神上更是十分自由。

    星期日：你认为，香港有没有纯文学？在香港从事纯文学，是否会面临养不活自己的窘境？

    董启章：香港文学就是纯文学，这是我个人的定义。尽管有人认为香港文学驳杂不纯，我还是认为，香港最好的文学作品，始终是纯的。我们看刘以鬯、西西、黄碧云、韩丽珠等不同辈代的作家，都是在追求日常、通俗以外的文学性的。至于从事文学养不活自己，这在香港是常态，大家都有心理准备，没有作家会因此而感到困窘。我们应该庆幸在香港文学创作不能成为一个职业，因为这样写作就可以是一件完全自由的事，就可以回到它的根本。

    星期日：写作的绝对孤独，让你感觉形同在太空漫游。骆以军为此得了忧郁症，他身边还有不少朋友自杀了，你有这方面的心理困扰吗？

    董启章：虽然是有这样的孤独感，但我没有忧郁。我相信香港作家在这种事情上比较有免疫力，因为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从来没有幻象，也因此不存在幻灭。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文学是多么孤独的一回事，所以就比较不会出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而当孤独变成创作的必要条件，那就更加没有抑郁和抱怨的理由了。

    星期日：为什么你拒绝写专栏，那样不是可以赚更多稿费来支持你的写作吗？

    董启章：我对专栏没有偏见，但我不是一个适合写专栏的人。除了写小说，我没有那么多的话要说。日常生活的所思所感，也没有每天写出来的必要。规定自己每天或定期要写几百字，说一些本来没有必要说的话，对我的写作和生活是一种干扰。至于稿费，是完全不重要的事情。

    作家不应该有粉丝

    星期日：北岛说，粉丝对作家写作是一种伤害，他不要有粉丝。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董启章：北岛说得很对，我完全赞同。读者和粉丝是不同的。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书找到读者，这是环绕着作品发生的事情。粉丝往往忽略作品，而把注意力投放在作家身上，如果作家接受这样的事情，而且乐在其中，对他的创作会慢慢产生很坏的影响。换句话说，他将会失去独立性，因为他开始顾虑到粉丝的存在，和重视粉丝们对自己的喜爱。作家不应该有粉丝，因为作家应该随时准备好通过作品去冒犯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读者。粉丝却是不能冒犯的，粉丝只容许你去讨好他们。

    星期日：内地市场会是港台作家们“好起来”的灵丹妙药吗？

    董启章：我没有这个想法。什么是“好起来”？没有内地市场就“不好”或者“好不起来”？我不知道台湾作者怎样看，以我所知，香港文学作家从来没有什么“不好”，卖书不多读者不多从来不是问题，也因此无须靠内地市场去让自己的状况“好起来”，更谈不上什么灵丹妙药。简单地说，“市场”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写作中是完全没有位置的。

    星期日：你的创作状态相当纯粹，不考虑市场、不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有时候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一种力量，让你可以做到如此决绝？

    董启章：这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力量，几乎从一开始写作就是这样，只考虑自己能写出怎么样的作品，而不考虑这样的作品会得到怎样的接受。没有任何挣扎或需要克服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是这样。这也可以说是香港文学的一个传统素质。我只是从前辈身上继承了这样的素质，过程毫不费力。

    不艰苦不潦倒，只做自己喜欢的事

    星期日：你说过，你不能想像有人把你任何一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因为改编本身很恐怖，最好不要做。可是大部分作家都十分期待此事，这也是你的一种骄傲姿态？

    董启章：我相信当前对文学最重要的事情，关乎到文学作为文学存活下去的事情，就是让文学做只有文学能做的事。就写小说来说，就是让小说做只有小说能做的事。任何其它形式更胜任的事，应该由其它形式去做，而不是由小说去做，然后再以其它形式再做一次。我不反对别人把小说改编成电影。这样做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但我对这样的事一点兴趣也没有，也绝对不会在写作的当下作这样的考虑，因为这样的想法会破坏我心目中理想的小说形式。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骄傲，而是谦卑，因为我只在写作的范畴内做一个作家能做的事，而不觉得自己可以在任何范畴占尽利益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