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有一段时光，往往是一个人，引导着我们的生命轨迹。在年青的时候，我既想当诗人又想当生物学家。周围的人——导师、朋友、父母——告诉我，必须在这两种互不相容的领域中选择其一。面对着文科和理科的职业选择，我的反应是纯粹的逃避：我离开众人，连续走上好几小时，并且阅读梭罗的作品。那个时候，有个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一所由鸡舍改建的小屋。我就在那里离群索居，写作，熟读生物文献，每天早晨阅读梭罗日记。
    那天早晨的阅读经历是我有生以来最宝贵的一次。每天清晨，我都会沉思梭罗在一百年前同一天写下的篇章。当我上午、下午和晚间工作的时候，梭罗的话会越来越深地进入我的灵魂，就像令人敬畏的草籽发芽前会在土地里盘旋伸展。梭罗在那时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数月的犹疑困惑之后，生物学家和作家的人生目标终于确定下来。尽管后来还需要多年生态学、文学和人类植物学方面的学习，我终于安心下来研究和写作种子，以及它们如何在土地里、基因库里和文化里得以保存。
    回顾往昔，我发现是梭罗坚定的声音和他对自然界持久稳固的信仰让我停泊下来。读他的日记，我知道了一个人如何能将细致的科学观察与诗人对语言的掌握糅和起来。在梭罗身上，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不用将自然和诗歌对立起来，而是预想出一个可以同时丰富我们感知、心灵和头脑的均衡系统。
    毫不奇怪我感到和这篇包含在《种子的信仰》里的出色论著《种子的传播》有着特别的关联。然而，这本超过一个世纪才得以传世的著作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它扣动了我个人的心弦，还因为它传递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其中梭罗并未在文理科之间进行选择。小罗伯特·D.理查逊给这本书写了导言，他也是《亨利·梭罗：灵智生涯》的作者，他曾评论说，梭罗、爱默生及其同仁均“认识到在文学与科学两种文化之间并无裂痕，他们相信研究自然和理解自身最终都会达到同一个终点，那也是文学想要表达的目的”。相应的，可以说梭罗开创了北美文学生态学，这项工作如今有许多地理作家和文学生物地理学家在积极地开展。
    幸运的是，其他天才也跟着梭罗的足迹在生态学和文学之间架起了更加坚固的桥梁——纳博科夫、斯坦贝克、洛伦·艾斯利、阿尔奇·卡尔、戴维·伊莱费尔德、巴巴拉·金索尔瓦、戴维·逵曼、珍·乔治、罗伯特·派勒。他们创造了神秘的生物、隐藏的兔子，以及他们作为生物学家在小说中碰到的自然轶事，这些作品展现了我们少见的领域，从而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梭罗在纯科学方面的探索长期以来被众人忽略，甚至遭到少数熟悉这部尚未发表著作的美国文学学者的轻视。从《瓦尔登湖》出版直至梭罗逝世，他大约四千页的日记和未完成的《日历》，也称《康科德之书》，被主要看作是对当地自然历史的详细观察。文学批评家从未被这些脱轨的“技术性作品”所吸引。例如，《梭罗日记精华》的编辑奥德·谢泼德认为梭罗对种子的研究仅仅是他毕生事业的一个篇章，最好不予发表。照谢泼德看来，梭罗1857年以后的日记充斥着困顿的书生气：
    从日记的这点开始直到最后，我们发现思想者和诗人梭罗逐渐退化成了一名观察家。“如天堂一样辽阔的观点”被他自己曾畏惧的“显微镜式的狭小”所取代……
    尽管梭罗始终致力于扩展自身的生物学知识，他偶尔也担心这种对科学的沉醉会影响他的艺术。1851年他问道：“什么样的科学虽然能丰富认知却损害想象？”尽管如此，他在以后的十年仍然继续磨练自己、戴维‘伊莱费尔德、巴巴拉·金索尔瓦、戴维·逵曼、珍·乔治、罗伯特·派勒。他们创造了神秘的生物、隐藏的兔子，以及他们作为生物学家在小说中碰到的自然轶事，这些作品展现了我们少见的领域，从而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梭罗在纯科学方面的探索长期以来被众人忽略，甚至遭到少数熟悉这部尚未发表著作的美国文学学者的轻视。从《瓦尔登湖》出版直至梭罗逝世，他大约四千页的日记和未完成的《日历》，也称《康科德之书》，被主要看作是对当地自然历史的详细观察。文学批评家从未被这些脱轨的“技术性作品”所吸引。例如，《梭罗日记精华》的编辑奥德·谢泼德认为梭罗对种子的研究仅仅是他毕生事业的一个篇章，最好不予发表。照谢泼德看来，梭罗1857年以后的日记充斥着困顿的书生气： 
    从日记的这点开始直到最后，我们发现思想者和诗人梭罗逐渐退化成了一名观察家。“如天堂一样辽阔的观点”被他自己曾畏惧的“显微镜式的狭小”所取代……